（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會見楊虎城的當天，周恩來再次電告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蔣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複自由。”他還報告了各省地方實力派對西安事變的反響。
中共中央接電後，在19日召開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次政治局會議。由於對西安和全國的情況比以前更清楚了，這次政治局會議對如何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也就比上一次會議更為明確。會上，毛澤東報告說：“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蔣介石問題上，動員一切力量來對付西安，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西安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方麵的表現，這是對於抗日不利的。”他強調：“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洛甫在會上說：“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上，不站在恢複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我們應以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
原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產黨員，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缺乏思想準備。周恩來同張、楊會談後，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東北軍工委代理書記宋黎，西北特別支部謝華、徐彬如等，向他們分析了形勢，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要他們全力以赴地實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動群眾的工作。當時西安有十多個群眾團體，隻有學生會、婦女及教職員聯合會中有共產黨員。城市工人和近郊農民中都沒有黨的組織。西安事變後，成立了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由從德國歸來的共產黨員王炳南任主任委員。周恩來叮囑王炳南說：設立民運會這個機構很重要，應該充分發動群眾支持張、楊的8項要求；隻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能保證事變和平解決的勝利。
對東北軍、十七路軍其他高級將領、中下級軍官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中一些有不同意見的朋友，周恩來也做了不少工作。他自己找不少人談話，還通過別人來做工作。西安事變發生後不久，出現了一個自稱“雷電社”的電台，向國內外發布消息，宣揚什麼紅旗插遍西安古城等充滿狂熱詞句的口號。聽口氣不像是敵人的，但客觀上卻為敵人攻擊西安事變提供了口實。周恩來一到西安就注意到這個情況，在內部指示查找這個電台。幾天後，終於在東北軍兵營中找到了。原來是幾個參加扣蔣的青年軍官在華清池蔣介石的臨時行轅繳獲了這部電台，就自作主張地辦起來了。他們以為這是為革命辦好事。在周恩來具體指示下，說服了這些青年停止活動，排除了一次來自內部的幹擾。
為了使蘇區的對外運輸能夠暢通，周恩來派人建立起由西安、三原、耀縣、洛川到延安的交通線，使延安到西安的時間由五六天縮短到兩三天，為延安輸送了大量糧食、布匹和藥品，也使不少進步青年能由這條交通線前往延安。
那時張學良對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態度十分關心。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起，蘇聯的《真理報》和《消息報》連續指責張、楊勾結汪精衛受日本操縱搞政治陰謀。這更增加張學良的疑慮。他一再詢問周恩來這方麵的情況。周恩來一時卻難以作出具體的回答。因為中共中央雖在西安事變當天中午就把事變情況電告共產國際書記處，以後幾天又連續將事變真相、性質和中共采取的和平解決的方針步驟電告國際，可是，直至周恩來動身去西安前，國際仍無隻字答複。到16日才給中共中央來一個電報，又由於密碼差錯，完全無法譯出。中共中央在18日去電要求重發。毛澤東1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仍說及：“國際指示還未到。”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地確定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周恩來告訴張學良：“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日本及漢奸硬要挑起內戰，我們隻有在堅決防禦下堅持抗日力量，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戰，並連接到抗戰上去。”20日，共產國際的來電終於到了。毛澤東當晚8時立刻將電文轉告周恩來。它的全文是“：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讚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這些意見，同中共中央原來所采取的態度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