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用文字把蔣介石的口頭承諾公之於眾：蔣氏聲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采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我們將在蔣氏撤兵後看他是否確守信義，是否實行他所允諾的條件。這些條件是：（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這些條件的實行，首先需要確守信義，並且需要一些勇氣。我們將於蔣氏今後的行動表現中考察之。
毛澤東針對蔣介石“反動派”的說法針鋒相對地說：然而蔣氏聲明中又有西安事變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係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3字作何解釋。但是西安事變的發動，確係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1）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2）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3）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4）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5）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6）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做革命派，蔣氏則叫做“反動派”罷了。
毛澤東警告蔣介石說：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複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西安事變的發生，毛澤東的嚴正警告，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內戰、團結全國人民抗日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開始正視現實了。但對那個差一點被人家一腳跺翻的西安事變，他仍耿耿於懷，這也正如他在回京後向記者發表的談話中所說的：“……現在一切問題應候中央政府解決，餘既為軍隊之最高統帥，對於西安事變，理應負責。此係由於餘平時未能維持軍隊之紀律有以致之；私心至為耿耿……”先前的熱情的談話，信誓旦旦的保證，全像肥皂泡似的頃刻破滅，變得一文不值了。
張學良初到南京，蔣介石即示意他寫一檢討性質的東西，看起來好像是從“關心”角度出發，意為應付一下南京的官員。張學良同意了，他是以給蔣寫信的形式來寫這個所謂“認罪書”的。原信寫道：“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罪，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
當時國民黨內部，對張學良的處置問題，顯然存在兩種意見：一派主要是屬蔣嫡係的人們，認為張劫持“領袖”，罪大惡極，主張嚴加懲治。另一派主要是非蔣嫡係的人們，認為張既肯來京待罪，非無可有，不妨從寬發落。這兩部分人的意見，從表現的方式上看，也有所不同：前者到處公開叫囂，大有非此不可之勢；後者多屬私下議論，對外卻都諱莫如深。此外還有一部分人，則模棱兩可，嚴加懲治也罷，從寬發落也罷，好像都無可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