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楊虎城離開西安，到了三原。十七路軍在西安的部隊也全部撤到三原。中共中央在“二二事件”發生後，十分關心周恩來、博古的安全，致電要他們在緊急時立即移至三原。但周恩來很清楚：環境越危險，他就越不能離開西安。如果離開，正在建立的紅軍聯絡處就難以在西安存在，紅軍就難以在關中立足，國共正式談判也難以進行。因此，他將大部分工作人員撤出了西安，要博古、葉劍英、李克農、劉鼎等轉移到三原。他自己仍然堅持留在西安，並在七賢莊一號公開建立紅軍辦事處。
當時西安的局麵十分混亂，顧祝同率領的中央軍即將開入西安，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周恩來從容鎮靜地留在西安，這個事實本身最有力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堅持國內和平、反對內戰的，表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誠意，表明共產黨要求一致抗日的決心，從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月8日，中央軍一個師和平開入西安。“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也在第二天到西安。國民黨的政工特務在大街上張貼反動標語，宣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攻擊西安事變。周恩來毅然去見顧祝同，嚴詞質問：這些標語是誰貼的？想要幹什麼？迫使顧祝同不得不立即找來政訓處長賀衷寒，當麵“申斥”，並下令立即取消這些標語。第二天，滿街的反動標語全部洗刷幹淨。14日，楊虎城也回到西安。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10年內戰，形成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了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它成為曆史轉折中的重要關鍵。在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發動這次事變後，周恩來受黨和人民的重托，在極端複雜而緊張的曆史時刻來到西安，一直置身於這個巨大風暴的中心。在充滿驚濤駭浪的險惡環境裏，他臨危不懼，沉著機智，忘我工作，力挽狂瀾，表現出對人民革命事業的赤膽忠心，也顯示出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親身參與這次事變的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這樣評價：當時如果“沒有周恩來同誌在西安，毛主席、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就很難得到貫徹，內戰可能再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初步勝利就無法鞏固。周恩來同誌為黨的革命事業，為中華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應該說，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三）尾聲：半個多世紀的幽禁
張學良在大陸的幽禁生涯中，不管到了哪裏，也不管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都至少要設立三道防線。具體部署是：第一道防線由特務隊擔負，他們有30多人，全是經過挑選的軍統特工人員。下分4個小組，組有組長，隊有隊長、隊副，采取日夜輪流值班製度。隊長一職，長時間由劉乙光擔任；副隊長則常常變換。第二道防線是一個連的武裝憲兵，他們的職責是負責“招待所”的門衛和駐地四周的警戒。對張學良的住所和他有限的活動範圍的防範是以“臨戰”的狀態對待的；住的時間較長的地方，還要修工事，甚至安鐵絲網、築碉堡……在第二道防線內，張學良可以得到有限的“自由”，但不能越過劃定的範圍，外人也不允許靠近這個特殊地區。
第三道防線，一般是在住的時間較長的地方實施。這便是派遣特務去充當囚禁張學良所在地區的地方官員，如縣長、鄉長、保警隊副之類，以利於軍政配合，使防範更加嚴密。他們還指派特務參與地方上的通訊聯絡工作，控製電台，掌握各種機密，以作為與軍統局隨時進行聯絡之工具。
如此層層設防，猶嫌不足，還要他“好好讀書”、“學習修養”。在雪竇山囚禁時，曾特地安排了一位浙江籍的前清老進士，天天上山搖頭晃腦地為他“上課”，講解四書五經，論說三綱五常。後來，張學良實在不願再學，陪他聽課的特務也如坐針氈，不知所雲，都巴不得早點“下課”、“結業”。這位老先生還算明智，看到學生如此不願聽課，來了個一去不複返，這才算把張學良“解放”了。
隨著盧溝橋事變爆發，張學良注意力全集中到抗日上來，並一改過去在房間裏吃飯的習慣，特地到餐廳就餐，以增加與外界的接觸。在與人談話時，他激動地說：“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國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擊侵略者，收複失地，以雪國恥。現在這一天終於被我等到了，以後即使死在這裏，也心甘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