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國肇建後的10年裏，中國幾乎一直處在動亂之中。二次革命、討袁護國、護法戰爭、南北分裂、直皖戰爭……北山雨未歇，南山雲又來，直攪得整個中華大地滄海橫流，瘡痍滿目。仿佛重回兩千多年前的戰國爭霸時代，國無一日安寧，民無一日休息。實在是可悲可歎。
直到1922年，在苦命的中國人麵前，仍然是一片黑暗混沌，誰也看不清國家究竟何去何從，報紙時論尖酸刻薄地批評：
回憶五六年來，廣州曾兩度設立政府，前者為軍政府，係合議製，後者為總統府，係獨裁製。近者章太炎對於北京政府，預防軍閥爭選總統，有變更總統製為委員製之主張。餘觀孫中山以合議製之不良改為獨裁製，章太炎又以總統製之不良欲改為委員製。兩人主張適得其反，而欲以中華民國供兩製之試驗則一。昔人有雲：國家重器也，政府者主權所在地也，今日國人視政府為兒戲，當欲供某個人一時主張之試驗，不獨孫章二君也。
北方直、皖、奉三係互爭雄長，廝殺不已；而南方也搭起了一個護法政府的草台班子，搖旗呐喊，麾師北伐，以圖武力統一中國。南北風雲疊湧，狼煙四起。但被孫文倚為長城的陳炯明，對北伐卻毫無興趣。兵法雲，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打仗不僅要死人，而且是燒錢的遊戲，廣東哪有這麼多錢，以供幾十萬之師去燒？陳炯明在一次和議員們談話時表示：“北廷日言南伐，中山預備北伐，其聲浪之高，儼然事實。然雙方但皆紙上談兵，做市虎驚人之計矣。其實北之南伐，故未有餉有械，而南之北伐，亦未有餉有械，焉能出師對抗。”他既不肯承擔軍費，也拒絕讓粵軍參戰。但他同時也強調，他並非反對北伐，隻是“時機上究未以為適合”而已。
陳炯明認為解決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武力，而在於地方自治。他是最熱心的聯省自治推行者，治理廣東期間，致力於把廣東建設成為全國模範省，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提倡新文化運動，支持工會組織，推行地方自治，民選縣長、縣議員，搞得如火如荼。而孫文則號召國民黨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凱那樣，再發動一次全國性的革命，來推翻北洋政府。
雙方分歧，無法調和，最終演變成震驚全國的“六一六事變”。憤怒至極的孫文，揚言要用“八英寸口徑大炮的毒氣彈”來轟廣州城內的粵軍；而驕橫的粵軍，則調兵包圍總統府，逼迫孫文下台。孫文連夜登上海軍軍艦，號召北伐各軍迅速回師討平叛逆，並指揮海軍向廣州市內炮擊。
事實證明，南北雙方不僅統一不了中國，即連自己的地盤也統一不了。人民對這些官僚、政客、軍閥，失望至極。6月21日，廣州市省議會、報業公會、各慈善機關、法團代表舉行大會，通過三項決議：一、孫文為粵人，且曾經擔任大總統，應給予一個熱烈的送行儀式；二、廣東全省人民須發表宣言，支持全國統一；三、設法令兩方軍隊在廣州停火，如不從命，將指為公敵。
雖然人人打著“共和”的旗號，但真正的“民治”時代，卻遙遙無期。誰會是中國未來的掌舵人？是南方的草莽英雄孫文？是北方的秀才將軍吳佩孚？還是東北響馬張作霖？還是自稱有“再造共和”之功的段祺瑞？
不僅“身在此山中”的中國當局者迷，即使國外的旁觀者，也是一頭霧水。他們猶豫不決，拿不準應該把寶押在誰的身上，押對了也許一本萬利，押錯了也可能見財化水，搞不好還會賠了夫人又折兵。西方國家想押在直係軍閥吳佩孚身上，日本想押在皖係段祺瑞、奉係張作霖身上，而蘇俄則在吳佩孚和孫文之間，舉棋不定。
在許多人看來，孫文隻是一個冒險家，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實力，他的成功之處，在於有一套端得出台麵的“主義”。早在1905年的同盟會時代，他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作為革命黨的理論綱領。
那時的政治舞台，鴻儒碩學，名流賢達，盛於朝列，但能夠以“主義”號召天下的，卻是鳳毛麟角。中國的傳統學問，談政治、談經濟、談倫理，為治國平天下做準備，但從來沒有把它當作一種社會動員的資源。胡適奉勸大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殊不知學問一旦煉成主義，就變得比克虜伯大炮還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