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解釋說：有幾篇批評國民黨消極被動的文章是出自他的手筆。他還說，援助問題與共產黨人能否留在國民黨內毫無關係。但孫文當著馬林的麵，多次厲聲訓斥：“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以至於馬林強烈地感到：孫文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與他們（中共黨人）接近。
中共中央委員彭述之後來指出：“孫（文）的解釋是清清楚楚的：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俄國的‘同情’，即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這就表明了他準備隨時把陳獨秀的中共攆出去。因而，這就預示了蔣介石和汪精衛後來采取的清黨措施。”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手握動搖山河之筆，胸懷改天換地之誌，是萬千青年崇拜的偶像，在黨內一向以老頭子自居，評論同誌時，常把“這孩兒不錯”、“那孩兒還行”掛在嘴邊，動輒拍桌子、摔茶杯，如今要他在孫文麵前低聲下氣，如何受得了？孫文生陳獨秀的氣，陳獨秀也生孫文的氣。雙方立場，如是懸殊，合作之中，各有打算。要走好鋼絲，豈是容易的事情。馬林泄氣地承認，他對孫文已經“毫無辦法”。
陳獨秀不屑於長久寄人籬下，7月19日晚上，中央開會，作了兩點決定：一、以後對國民黨的批評，措辭要溫和一點；二、為了避免和國民黨搞僵關係，中央撤離廣州。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算了。
馬林原打算在廣州長住下去，事到如此，也隻得長歎一聲“不如歸去”了。會後陳獨秀等人便收拾行裝，有如飛鳥投林一般，紛紛回到他們熟悉的上海去了。
孫文一向當中共不過是“自以為是的少年學生”，小小波瀾，並沒有導致孫文和陳獨秀公開翻臉，聯俄政策也未受影響。但馬林費盡心思，任務仍未能圓滿完成，隻好奉命卷了鋪蓋，意興闌珊，踏上歸途，結束了短短兩年的在華使命。他不是無能，隻是欠缺了一點時也運也，以致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馬林前腳剛走，由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加倫率領的“駐廣東代表團”，便在秋高氣爽的10月，抵達穗垣。蘇俄政府駐中國全權代表加拉罕熱情洋溢地向孫文推薦說：“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誌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個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 尤其重要的是，用陳獨秀的話來說，鮑羅廷的皮包裏，帶有“蘇俄對國民黨巨量物質的幫助”。“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指導中國革命”的接力棒，至此，由馬林傳到了鮑羅廷手裏。
鮑羅廷，祖籍猶太人，年輕時即加入布爾什維克派，開始地下工作。曾在美國波士頓和芝加哥生活，創辦《美國工人》雜誌，協助建立墨西哥共產黨，1922年在英國被捕下獄，出獄後即由莫斯科赴廣州。加倫本名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1890年生於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省一個貧苦農家，隻讀過幾年書，便到彼得堡當工人，1921年任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總司令，翌年任軍長。
斯大林讓鮑羅廷擔任孫文的政治顧問，並責成他：一、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二、與蘇聯駐北京全權代表協調工作；三、定期向莫斯科彙報工作。其中沒有一項是關於中共的。
直到很多年以後，斯大林仍覺得，中共不是一個正統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既然如此，從現實的角度考慮，當然投資在人多勢眾的國民黨身上比較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