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廣州的商店都派代表到總商會打聽消息。一群行商坐賈，聚議盈庭，愈說愈激動，難免口出惡言，對政府詆毀失敬。有人提議，先要政府解嚴，再商議解決辦法。但對政府是否同意解嚴，大家都頗悲觀。沉悶之中，忽然有人高呼：“械既不允發還，請求解嚴又不可得。我輩商民更有何保障，惟有即日閉門停止營業而已！”全場鼓掌聲、喝彩聲，轟然而起。次日，廣州亦加入罷市行列，全省有138個埠響應罷市。
26日晚上，廣州總商會、商聯會、九大善堂代表七人，到大本營進行調停。孫文斬釘截鐵，向代表們宣布：“目下槍械一支都不能發還，須即日開市，始有商量之餘地。如果明天還不複業，我當派遣大隊軍隊，拆毀西關街閘，強製商店開市；如有一泥一石傷及軍隊，我即開炮轟西關，使之變為泥粉。”
據香港《華字日報》披露，孫文當晚召集各軍將領會議，討論對付商團辦法。孫文主張用武力解決罷市，但將領們的反應，十分消極。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說，軍隊餉項曆來由商家擔負，商人並未開罪於軍隊，似不宜殘殺商人，當加考慮。
湘軍總司令譚延闓說：軍隊首重紀律，搶掠焚殺，如打敗仗或打勝仗時，長官查察不及，偶然焚搶，容或有之，未聞以軍令縱兵焚搶者，且商民並無反抗行為，何能令兵焚搶？
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則說：軍隊不宜與人民宣戰，結成不解之仇。恐將來作戰處處皆含敵意。滇軍另一名將領範石生也唱高調：軍隊責在保衛治安，無焚殺人民之義務。
孫文見軍隊不支持他的鎮壓計劃，遂決定采納廖仲愷所擬的另外兩項計劃：
第二計劃為委出蔣介石、廖仲愷、馬超俊、譚平山、施卜為糧食管理委員，將實行以命令沒收全省米店所存米石，及其他足供糧食之商品，歸政府專賣。昨已派出人員，分赴米埠調查各倉所存米石。
第三計劃即派馬超俊運動自來水及電燈工人斷絕西關水電。水公司聞訊已派人通知商團設法防範。孫之計劃在使西關陷於絕地，而軍人亦得乘機搶掠。滇軍廖師長行超聞之，非常憤激，力任保護，商人心始稍安。近已準備大光燈、太平水桶，及開太平井，造汲水桶，以備汲用河水。
商團拒絕複市，矛盾迅速升級。28日，警察逮捕了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鄒競先，並於當晚槍決。商團總部曾計劃派出武裝人員和巡邏車，在惠愛中路、惠愛西路、維新路埋伏，一旦看到維新路公安局押出鄒競先時，立即截車營救，實行“搶犯”。不料公安局已秘密處決鄒競先，“劫法場”一幕未能上演。鄒妻其後發表公開信，稱“氏夫為團械而死，即為廣東而死”，引致商界群情洶湧，一發不可收拾。
然而，在局勢最後潰決之前，曾出現了一個轉機。滇軍將領範石生、廖行超出麵調停，與商團達成兩項諒解：一、政府取消陳廉伯通緝令，發還被封財產，發還扣械，撤退市內軍隊；二、商團把“商團聯防總部”進行改組，並將改組章程，於七日內送交政府批準立案，陳廉伯通電悔罪，報效政府50萬元。
孫文懷疑滇桂軍與商團暗中勾結。據汪精衛說，當時孫文之所以對商團“委曲求全”，主要是因為環境太惡，“楊希閔、範石生、廖行超這班驕兵悍將已經和商團勾結，不肯奉總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團”。
8月29日，各地陸續複市，氣氛一度緩和。詎料，英國總領事致函廣州交涉員，聲稱如果政府炮轟西關，英國炮艦也將炮轟大元帥府作為報複。這種公然的幹預，大大激怒了孫文，汪精衛說：“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條，實是同等的國恥；以總理之誌氣，此時更憤到不可言狀了。” 孫文絕不向壓力屈服，任烏雲壓城，誓不低頭。
孫文一麵命令永豐艦駛入半塘海口，卸去炮衣，派人通知沙麵外人避難，一麵召見範石生、廖行超，宣布拒絕調停條件。
轉機一閃而逝，形勢再度陷於危殆。
9月1日。孫文發表對外宣言，強烈指責英國，是要摧毀以他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此間就有一場反對我政府的公開叛亂，其首領是英帝國主義在華最有勢力的機構的一名受到信任的代理人”。③ 9月4日，報紙刊登孫文措詞更為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廣州彙豐銀行買辦公開反叛政府之始，餘即疑其此種反國民運動，必有英國帝國主義做後盾……本政府否認有炮擊無防衛都市的殘暴舉動，因為在廣州市中，本政府須用武力鎮壓的地方，隻有陳廉伯的叛黨作為根據地的西關一隅之地。”
宣言一出，人心為之震撼。西關，這個廣州最繁華的百年商業中心，已進入了炮火射程範圍之內。
1924年9月，北方直、奉兩係爆發第二次戰爭，孫文和張作霖、段祺瑞訂有反直密約，9月12日，孫文移師韶關，策應直奉戰爭。《向導》周報在8月20日曾刊登文章稱：革命政府的“第一步是解散商團軍，第二步是討伐陳炯明，第三步才說得上北伐。” 這與孫文先打商團，後打陳軍的戰略，是相吻合的，但現在孫文要把第三步變成第一步了，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