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國民政府設宴為使團和季山嘉餞行。在酒席上，蔣氏代表高舉酒杯說：“今後本黨本政府之聯俄親俄政策，非特未有絲毫變更，當視前益加親善及進步。” 3月19日蔣氏曾以極嚴重口吻作出“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的誓言，但現在他似乎已經改變主意了，既沒有公開與中共翻臉，也沒有完全放棄聯俄政策，一場千鈞一發的大危機，竟在發生不過24小時之後，朝著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說了些冠冕堂皇的套話，然後各自散去。季山嘉和一批不受蔣介石所歡迎的蘇聯顧問，一鞠躬退場，登上“紀念列寧號”輪船，隨布勃諾夫使團，黯然返回蘇聯去了。蔣介石始終沒有出現在送行的人群當中。
使團一位成員在歸國途中，致函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聲稱“使團決定遷就蔣介石並召回季山嘉，是將此舉作為一個策略步驟，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將軍。” 聽起來酸味十足，就和阿Q唱“我手持鋼鞭將你打”一樣。
蔣介石沒有被除掉，汪精衛倒是被蔣介石除掉了。“三二○事件”的起因，也許不是蔣介石所預設，但其後果，則無疑是由他一手造成。
汪精衛原指望蘇聯人會支持他把蔣介石反下去，但布勃諾夫的表現卻讓他大失所望。從3月23日開始，汪精衛突然失了蹤，沒人找得到他。幾天後，他從藏匿地點投書蔣介石，略謂：今弟既厭銘，不願共事，銘當引去。銘之引去，出於自願，非強迫也。他的妻子陳璧君解釋，汪氏隱居目的，一是為了療病，一是為了使蔣能反省一切。汪精衛後來解釋：
而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為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隻責己而不責人，我以為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以引咎辭職，恰好蔣同誌也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裏，自請處分。如此，則中央威權猶在，我和蔣同誌，也不致因這事情而至於決裂了。
這同樣也是一種阿Q式的自我解嘲，汪精衛與蔣介石，最終還是因這事情而決裂了。
這時汪氏心情，五味雜陳。一年前孫文逝世時，汪精衛與胡漢民，都自視為孫文遺產的天然繼承者，其躊躇滿誌，仿佛昨日之事，卻做夢也沒想到，竟會有一匹上海灘的黑馬，躍欄而出，才一年時間，就把汪、胡二氏趕得落荒而走。
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對事件的內幕，一無所知，隻能從報紙上獲得零星的信息，陳獨秀終日繞室徘徊，萬分焦灼，提不出什麼好主意，直到布勃諾夫使團返國，途經上海時，中央才從蘇聯人的口中，了解到大概情況。
陳獨秀十分氣憤，再次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的問題。但當時使團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們”（蘇聯顧問與中共）應該設法以自己受點損失和作出一定的犧牲，來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複以前的局麵。陳獨秀發過脾氣之後，隻好再屈服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根據布勃諾夫的意見，向全黨發出指令：“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係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衝突。”
4月3日，陳獨秀在中共機關報《向導》上發表文章，申辯中共根本沒有倒蔣陰謀，因為“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采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③
中央無奈地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觀點：簡單地采用懲罰蔣的辦法，隻會把蔣氏逼到右派方麵，對革命造成極大危險；如果沒有懲罰蔣的力量，還要高談懲罰蔣，那危險就更大了。張國燾作為欽差大臣，4月上旬，趕赴廣州，向廣東區委傳達中共中央的妥協政策，要求大家一致遵行。張國燾說：“我們舍妥協政策而外，實無他途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