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選擇廣州作為基地，實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在北方爭取吳佩孚不成，隻好把寶押在南方的孫文身上，他們不得不跨過整個中國，從遙遠的北方，來到廣州。
但鮑羅廷並不喜歡這座城市，這裏與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國的勢力範圍，無論地理氣候、文化傳統，還是社會風氣，甚至連這裏的人，都讓他深感討厭。他毫不諱言：“廣州與香港毗鄰的八十年，徹底腐蝕了廣州的知識分子，隻給他們灌輸了一個思想——撈錢，不管來路如何。”他宣稱，“除了汪精衛、廖仲愷，我不知道過去和現在在政界或軍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個廣州人可以說是比較誠實的。” 現在，這兩個“好人”，一個死了，一個逃到法國去了。在廣東的政界、軍界裏，一個好人也沒有了。
蘇聯一直想開辟一條從陸路連結中國的通道，在爭取吳佩孚失敗以後，並沒有放棄在北方繼續尋找他們的合作者。1925年，他們看中了馮玉祥。
馮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吳佩孚手下的一員大將。1914年，他作為北洋警衛軍第一旅旅長，在陝州、潼關、西安、靈寶、渭南一帶追剿白朗匪幫，和大西北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曆任陝西督軍、河南督軍、陸軍檢閱使，他自稱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將軍”之稱，他用消防水龍頭向士兵們噴水，然後宣稱全軍官兵都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了。
馮玉祥手下的西北軍，是一支訓練嚴格的農民隊伍，挑選新兵時，都要先看頭上有沒有辮子，沒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沒有厚繭，沒有也不行。他的隊伍隻收頭上有辮、手上有繭的老實莊稼漢。
西北軍就像一個大家族，馮玉祥就是他們唯一的家長與“教父”，他的話是絕對的聖旨，無人可以違抗。盡管西北軍官兵每天都要讀聖經，唱聖歌，但誰也鬧不清自己在唱什麼。馮玉祥見到西方人就說自己信仰基督；見到蘇聯人就說自己信仰列寧；見到國民黨人就說自己信仰三民主義；但實際上他隻信仰自己。對馮氏來說，基督教最大的好處是讓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軍中工作過的蘇聯顧問，對馮玉祥的評論是：“如果拋開不談馮玉祥的革命詞藻和他的民主主義的、蠱惑性的姿態的話，他的軍隊同軍閥的軍隊毫無兩樣。”
其實區別還是有的，馮玉祥的軍隊是由西北農民組成的，而別的軍閥隊伍是由別的地方的農民組成的。這兩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蔣介石也不會那麼注意從江浙地區招收軍校學生。西北是兩千年凝固不變的鄉土社會，而江浙是一個現代工商業蓬勃興起的社會。別看現在南方（廣東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鬥得凶，但中國社會未來要變成什麼模樣，並不取決於南北，而取決於東西，要看是東風壓倒西風，還是西風壓倒東風。
盡管馮玉祥在北方的名聲很差，他的從政經曆，幾乎就是一部倒戈的曆史。他一生倒過無數次戈，倒過黎元洪總統的戈，倒過曹錕總統的戈，倒過吳佩孚的戈，倒過張作霖的戈，倒過段祺瑞的戈。有時合作之後倒戈，倒戈以後又合作，合作以後再倒戈，逼宮倒閣，無所不為，因此，“基督將軍”另外還有一個不名譽的外號，叫“倒戈將軍”。然而，他卻占據了一個好位置——大西北。所以，無論他怎麼反複無常，總有人想討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攏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攏他，蘇聯也想拉攏他，無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勞師動眾而搞定那片讓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
1924年，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後，把他一手訓練出來的西北軍改名為國民軍第一軍，乘張垣發生兵變之機，任命他的心腹大將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次年任命另一親信李鳴鍾為西北邊防會辦；不久，他又督理甘肅軍務，率軍入甘。段祺瑞讓馮玉祥出任西北邊防督辦，把察、綏的不毛之地劃歸國民軍。張作霖根本不把馮玉祥放在眼裏，認為他不過是120萬小洋買回來的雇工，沒資格與他們論天下事。
但蘇聯開始留意這個人了。
當時蘇聯對中國北方的基本方針是“反奉倒段”，因為張作霖、段祺瑞都是著名的親日派，日本在東三省的勢力甚大，而日、俄兩國是世仇，中國東北則成了他們對抗的前沿。蘇聯準備支持任何“反奉倒段”的力量，包括吳佩孚和馮玉祥。
李大釗和鮑羅廷都是蘇聯援助馮玉祥的積極推動者。馮玉祥在天台山隱居時，鮑羅廷和加拉罕，頻頻登門拜訪。馮玉祥說：“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來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麵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