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曾經翻江倒海卷巨瀾，被中共視為領導群眾運動的成功範例，省港罷工委員會甚至有“第二政府”之稱。鄧中夏給予極高的評價：“省港罷工委員會本身的確有獨立的政權性質（香港帝國主義所罵的‘第二政府’），它當時在南中國的確成了各社會民眾團體的總領袖……也就因此使廣東方麵全省工人組織起來，全省農民（94個縣之中有85縣）也組織起來。共產黨由四百餘人的小團體一變而為上萬數的真正群眾的政黨。” 整個大革命的宏大局麵，簡直就是藉著省港大罷工打開的。
這場以響應上海“五卅運動”而發起的罷工，在一開始備受社會同情與支持，尤其在廣州發生“沙基慘案”以後，激於民族義憤，工、農、商、士、學各界，一哄而起，把省港大罷工奉為中國民族運動的一麵旗幟。對於世世代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人來說，那確實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然而，由於罷工領導者，希望把13萬罷工工人，編練成一支與帝國主義、軍閥奮戰的革命力量，甚至在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中，亦可以“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故並不急於結束罷工。結果，罷工愈拖愈久，各種副作用便層見疊出了。
一場本來針對英國的罷工運動，變成了內部政治鬥爭的籌碼，工人不是在罷工的敵人——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建立“第二政府”，而是跑到作為罷工最大靠山的廣東建立“第二政府”，與在財力、物力上支持罷工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封鎖香港，沒有把港英政府封鎖死，倒先把國內的農民、商人活路封鎖死了，這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因此，商界怨氣衝天；農產品不能出口，農民也愈來愈憤怒。
當罷工委員會在廣東內部的政治鬥爭漩渦中，愈卷愈深時，也是社會各界對罷工運動，變得愈來愈冷淡的開始。鄧中夏承認：
當罷工初起時，罷工糾察隊封鎖海口，的確得農民的幫助不少，當時愛國熱情高漲，農民也卷入這個熱潮之中。但封鎖實在太長久了，農產物停滯不能出口，農民當然大感不安，到1926年5月以後，農民與糾察隊在海口常常發生衝突，因為農民偷運農產物出口，糾察隊當然截留……農民反對糾察隊，如寶安，好幾個鄰近英界的村莊的農民，簡直與糾察隊取了武裝對抗的形勢，雖被糾察隊征服了，但農民不平之氣確是與日俱增。
不僅農民、商人受不了，普通的罷工工人，也不得不忍受極大的痛苦。北伐開始後，由幾千名罷工工人組成了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交通隊、慰勞隊，隨軍出發，但大部分仍留在後方，或投親靠友，或回鄉下耕田。無親無友，也無鄉可回的工友，隻能滯留廣州，多達3.5萬人，生活陷入了困境，三旬九食，日坐愁城，靠罷工委員會發給的臨時飯券，維持一家生計。“冬天沒有衣服被褥禦寒，夏天居住又不足免病，每日罷工工人隻能自己有飯吃，妻子兒女都飽受饑餓之苦”。
在這種極其艱難的環境下，雖然有1100名中共黨員，堅持活動，組織了許多黨支部，團結著這幾萬工友，不至於渙散，但一種“難乎為繼”的危機感，時時困擾著人們。
更讓人沮喪的是，對港英政府來說，罷工已不起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經濟作用，13萬罷工工人的空缺，香港已從各地招募了大批工人頂替，所以它並不在乎罷工持續多久，也不想就結束罷工舉行談判。
1926年2月22日，粵海關突然宣布停關。粵海關的稅務司全是英國人，他們對廣東的商人說，停關的理由是：“罷工糾察隊扣留八艇貨物，未經稅關檢驗，糾察隊如此行動，海關不能執行職務”，他們以海關的“罷工”，對抗工人的罷工，是幫助商人減輕受糾察隊的壓迫。3月20日，廣東發生政變，據說，3月20日政變消息傳到香港以後，香港總督召集西商大會，興高采烈地說：“恭賀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20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聽眾報以歡笑、高呼萬歲！所以香港政府內定的三個代表，遂不出發。4月9日，再派人到廣州與伍朝樞談說之後，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對於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複業損失賠償，均不給予，亦不容許此項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