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遲至3月7日，始陸續抵達武漢，參加3月10日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但蔣介石拒絕出席。
這次會議，喊出“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昏庸老朽”（指張靜江）、“迎汪複職”的口號，對蔣介石一片譴責之聲，把潯漢之爭，提升到“實為個人屬於黨，與黨屬於個人之分歧點；亦即少數服從多數，抑多數屈服於少數之分歧點；而且是武力屈服於黨，抑黨屈服於武力之分歧點；並且是個人獨裁製與民主集中製之分歧點” 的高度，也即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高度。會議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案》、《對全體黨員訓令》等一係列決議案，矛頭直指蔣介石。
漢口的《民國日報》連篇累牘，發表題為《什麼是反革命》、《還有些反革命啊》的係列文章，先後列舉了53項反革命罪名，從助長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破壞工農運動，到自私自利、畏難苟安、委曲求全、好逸惡勞、行動曖昧、模棱兩可，乃至感情衝動、驕傲自信、個人感情至上、抱家庭鄉土宗族觀念、黨員不交黨費、不參加會議，都屬反革命行為。
蔣介石也毫不示弱，立即展開對“革命”與“反革命”解釋權的爭奪。你說我是反革命，我說你才是反革命！要統一革命勢力，就要統一到我這裏！2月19日，他在南昌總部特別黨部成立大會上，揮拳頓腳，慷慨陳詞：“我隻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隻知道革命的意義就是這樣，誰要反對我革命，誰就是反革命！”
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不僅已分化成“我的革命”與“你的革命”，而且已泛化到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細節之上，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可以與革命與反革命掛鉤。用《大公報》的話來說，“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無回翔餘地。”
現在，革命與反革命大決戰的時刻到來了。
按鮑羅廷的意思，最好立即與蔣介石宣戰，把他徹底打倒，但2月7日他卻忽然接到莫斯科電報，要求“第一，不要突出鮑羅廷，免得人們認為這場衝突是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為爭奪影響而進行的鬥爭；第二，不要把事態發展到與蔣介石決裂的地步，以蔣介石完全服從國民政府為限。” ③要蔣介石服從國民政府，已經很難，還完全服從，豈不是說空話嗎？鮑羅廷不禁為之氣結，但又不敢不遵從。
在二屆三中全會上，唐生智、譚延闓都不讚成與蔣介石公開翻臉，最後，僅僅把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軍人部長和組織部長三個銜頭拿掉，不讓他進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也不讓他當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卻依然保留了國軍總司令的職務。
當鮑羅廷在武漢積極準備與蔣介石攤牌之際，蔣介石也在加緊向東推進的步伐。
1月8日，蔣介石任命張靜江、周鳳岐、蔡元培、韓寶華、陳其采、褚輔成、宣中華等11人為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張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蔣氏家鄉寧波成立。1月下旬，由江西入浙的東路軍，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的率領下，經上饒、玉山，一路勢如破竹，進抵浙江常山。2月18日，第一軍第一師薛嶽所部占領杭州。由福建入浙的東路軍，也斬關落鎖，連克溫州、永康。2月23日，何應欽與白崇禧在杭州會師。
東路軍鎖定了下一個目標：上海。
蔣介石決心進軍上海，令鮑羅廷十分震驚。這意味著蔣介石根本不往他設好的陷阱裏跳。他以“河南才是北方戰局成敗關鍵”為理由，強烈反對蔣介石進軍江浙。“蔣介石會利用國民政府和中央來向上海和南京進軍。”鮑羅廷後來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做中國政治形勢報告時，以“使我們感到驚恐”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我們的策略應該是繞過上海，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北方和西方，不要重犯太平天國起義的錯誤，不要急於闖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