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一、三篇序文
感謝詩壇兩位前輩李瑛和謝冕,以及我的同齡好友呂進,三位名家,為我這套詩集寫了三篇序言。我深知,為人作序難,尤其名家,求序者眾,應接不暇,而又眾口難調,不勝其煩,避之不及。因而,求序也難,求名人作序尤難。為了避免落空,我同時向他們三人表達了求序之意,內心盤算著“三人得其一”,足矣。不料三人同時應諾,使我這套詩集大為增色。
李瑛是中國詩壇的常青樹。我在南疆參戰期間開始學習寫詩,那時我是集團軍政治部主任,他是總政文化部長,是我的上級。我曾向他彙報過戰地文化工作情況,尤其是前線官兵群體性的詩歌創作熱情,得到過他的關心支持。後來我調來北京工作,和他的接觸機會增多。他對我這位業餘詩歌作者的扶持方式很獨特,他每次出版新的詩集,必定簽名贈我一本,每次都會在書中夾一短箋,派司機送到我辦公室。詩歌應該怎麼寫,他從不說教,隻是送給我詩集,讓我自己閱讀領會,“真經”盡在不言中,使我受益匪淺。我退下工作崗位後,雖然秘書仍留在機關辦公室上班,處理我的來往信件及軍內外聯係雜務,我本人已經不去。總裝門衛製度嚴,有幾次李瑛派來送書的司機報不出聯係電話,隻得攜書而歸。李瑛不厭其煩,讓司機再送,有時往返者三,我知道後很是過意不去。李瑛的詩歌創作量巨大,著作等身,他的詩影響了幾代人。記得“文革”剛過,如雨過天晴,我上街買到一本他的《棗林村集》,當晚依枕一口氣讀完,一股清新之氣沁人心肺,難以忘懷。他的詩始終秉持堂堂正氣,不媚不傲,詩歌語言溫文儒雅,形成他的獨有風格,被稱為“李瑛模式”。這一稱謂,有人認為是貶義,我認為首先是褒義,要看到在形成“李瑛模式”的漫長過程中,李瑛對中國新詩作出了突出貢獻。若說褒中有“貶”,那是期望後來者要在學習前輩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去創新突破。其實李瑛本人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突破自我。20世紀90年代,他不顧年事已高,走新疆,去青海,上西藏,感受祖國山河的遼闊壯美,使他的詩風為之一新,難能可貴。有一次,《人民文學》的詩歌編輯和我談起李瑛的詩,他由衷地說:“李瑛進入晚年以來的詩越寫越好。”獲得這一評價,談何容易。李瑛晚年的詩,詩意、詩句、詩美,都已爐火純青,令我敬重。現在他聽力不好,很少接電話,我通過他女兒李小雨向他求序。小雨在電話裏說,自從母親去世後,老父親心情一直欠佳,而且他十年前就已聲明不再為人作序,回去說說看吧。第二天,小雨回電話了:“爸爸說了,寫。”李瑛同誌辦事向來認真,他硬是戴上老花鏡把厚厚三本詩稿看完,發現錯字、衍字、用得不恰當的字,或是他認為某幾句詩值得一提,都用鉛筆逐一做上記號,認真地為我完成了這篇序言。打印稿送來時,附有李瑛寫給我的一封三頁紙的親筆信,談了他與詩歌為伴的歡樂與艱辛,也談了對詩歌現狀的憂慮和期待。他對詩歌的深情和對人的誠懇,令我深受感動。
謝冕先生是中國新詩評論權威,久聞大名。他是北大中文係資深教授、博導,擔任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北大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等職,教務、事務繁忙。我們互相認識,但平時並無交往。我知道他也當過兵,到過朝鮮戰場,內心對他平添了一分親近感。我雖然是一位業餘詩人,但也想知道他對我詩歌的基本看法。我通過他的福建老鄉、著名文學評論家何鎮邦先生向他轉告求序之意。幾天後,何鎮邦回電話說,謝冕先生八十多歲了,國內外文學活動很多,一般不再為人作序。但他說了,朱增泉這篇序還得寫。又是一個好消息。序文很快轉來,並附有謝冕先生短信一封,“煩鎮邦兄麵交朱增泉將軍”。信寫得十分客氣,說:“先生之托豈敢有違!長夏苦暑,匆匆之中若有不妥,望不吝刪正。”並說:“鎮邦兄受先生之托,屈駕來會麵,誠可感也。”,短短數語,透出大家風範。我展讀序文,他對我何時開始寫詩,何時是我的詩歌創作高峰,何時轉向散文寫作,如今仍偶然有詩作問世,講得一清二楚。這說明,我的詩歌創作情況一直在他的視線之內。我的詩歌孰優孰劣,當然更逃不過他的法眼。他對我這位業餘詩人的總體評價恰如其分,評論我詩歌的優點高屋建瓴,指陳我詩歌的不足客觀中肯。讀罷謝序,使我鼓舞與鞭策兼得。
呂進先生是詩歌理論家,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現在是西南大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我們相識的過程,他在序文中寫得生動具體。呂進比我大幾個月,快人快語,我和他每次見麵都會暢懷交談,開懷大笑。但呂進自有詩歌理論家的矜持,我們雖然已是二十多年的相知好友,他也在多篇散文中講到我們之間的友誼,甚至稱我是“鐵哥兒們”,卻從未為我寫過詩評。他站在更高的層麵看問題,發現中國詩壇對當代軍旅詩的研究比較薄弱,亟待加強。為此,他指導他的曆屆研究生注意研究當代軍旅詩,其中包括我的詩。他的大弟子、當年接替他擔任新詩研究所所長的蔣登科,曾為我的長詩《前夜》寫過長篇評論。蔣登科的碩士研究生任毅,以研究我的詩歌為題撰寫了畢業論文。任毅畢業後分配到漳州師院中文係教了幾年書,現在又離職讀博去了。呂進的關門弟子洪芳,又把我的詩歌作為她撰寫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我將她論文中寫我的這一章摘出,附在我的軍旅詩集《生命穿越死亡》中了。這些文章的背後,都深藏著呂進扶持我詩歌創作的良苦用心。這次,我用手機短信向他求序。他回短信說,眼下正忙一個會議,“會後就動工”。他的序寫得熱情洋溢,第一個傳來。他在序言中從宏觀角度著眼,對我的詩歌創作有獨到評價。他這篇序言最打動我的地方,是對我詩歌創作中的主要問題講得切中要害,令我茅塞頓開。
二、自我定位
我過去說過,我是軍人,不是詩人。現在要說,我首先是一位軍人,然後才是一位業餘詩人,因為我畢竟寫了這麼多詩,而且憑詩集《地球是一隻淚眼》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但從嚴格意義上說,我的詩也隻能算業餘水平。當然,並不是說我的詩一無是處,我的詩也有一些不同於別人的特點。比如“大氣”、“宏大背景”、“重大題材”;比如“思辨色彩”、“憂患意識”;比如“平民情懷”、“生活氣息”等。
但我的詩歌比較粗糙(雷抒雁先生說應該叫粗礪,軍旅詩需要粗礪一些,這當然是他的客氣說法),有些句子缺乏推敲,這有多方麵原因。首先是由於我詩歌理論和詩歌技巧的欠缺。呂進在序中說“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但我並不想用這兩句話來掩飾我在詩歌創作上的先天不足。其次,我在退休前一直處在業餘寫作狀態,沒有時間去慢斟細酌。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所有作品都是熬夜寫出,匆忙寄出。每次拿到發表作品的雜誌,重新一讀就後悔,拿起筆來就修改。多數作品都是在這種狀態下完成的,實際上都是一些初級產品,缺了幾道打磨工序。這隻是客觀原因,內在原因是功力不夠。謝冕先生在序中指出我“有的詩句略顯平白些,有的詩句由於錘煉不夠略顯粗糙些”,這都與我遣字煉句的功力不夠直接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