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認是一位性情中人。李瑛在序中說，“他是把自己整個心靈都放進詩句中寫作的詩人”。他這句話令我心動，可謂一語中的。我的這種寫作狀態，也為我的詩歌帶來了正負兩方麵的效應。從正麵講，李瑛說，“因此（他）寫出的詩有血肉、有骨骼、有痛感、有生命，有極大的情感衝擊力和震撼心靈的力量”。從負麵講，我自知我詩中也有一些情緒化的東西，我的喜怒哀樂全在詩中，傾倒而出，一覽無餘，這使得部分作品雖是生活原料，卻未能升華為真正的詩歌藝術。比如《記憶》這首詩，這是《詩刊》紀念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約稿。寫什麼呢？我很自然地回想起自己六十年來的親身經曆，列了一個提綱放在一邊。當時我正全身心沉浸在《戰爭史筆記》的寫作中，沒有時間去琢磨這首詩。交稿時限到了，我粗粗順了一下就寄走了。這次編集，本來不打算收入這首詩，但找出來重新一讀，盡管是紀事式的“提綱”，卻樁樁件件都是我親身經曆之事，它勾起了我無盡的回憶，點點滴滴湧上心頭。為了保持我詩歌創作的本真麵貌，我寧願在藝術上失分，也不忍將真情丟棄，仍然將它收進集子中了。類似這種情況的詩作，不止這一首。我曾經說過，我要把一些水平線以下的作品當成垃圾扔掉，但真要扔時卻又犯了敝帚自珍的毛病。呂進說我懂得“藏拙”，我編這套詩集完全沒有“藏拙”，隻是想把我的詩歌本真麵貌呈現給讀者。從中篩選出一些值得留下的詩篇，那是今後的事。
我的詩中“敘述”和“議論”的成分太多，尤其在長詩中更為明顯，這是長期困擾我的問題。想改，但改不過來。此前，詩評家對我詩歌創作中的問題要麼一筆帶過，要麼籠而統之，隔靴搔癢，讓我摸不著頭腦。這一次，呂進在序文中講得最為透徹，一針見血，一步到位。我心悅誠服地給他發了一個短信：“知我詩之病者，呂進也！”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迫使我後來改寫散文。我自感詩歌水平也就這樣了，寫散文可能更適合我。這些年改寫散文的結果，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呂進為我開出的“藥方”是：在揮灑激情時要懂得“節製”，要把詩中的“敘述”和“議論”成分盡量“清洗”掉，這樣才能提高詩的純度。他這個觀點我現在已能欣然接受。但在過去，我曾固執地反對“清洗”，我的理由是一經“清洗”就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洗”沒了。我是農家子弟出身，老百姓大清早到地裏去拔一棵蘿卜或青菜，都是“拖泥帶水”的，根上有土，葉尖上有露珠，多新鮮啊，這才是生活。我反對“洗”掉生活的原汁原味，也許有對的一麵。所以李瑛在序中說，我的某些詩句能“把最生動感人的生活和細節呈現給讀者”。謝冕先生也說，雖然我的有些詩句略顯平白和粗糙，“但它們仍然詩味十足，讓人讀起來著了迷”。這次經過呂進“點化”，我知道我的問題是沒有把保留生活的原汁原味同“清洗”掉詩中的“敘述”和“議論”區分開來。說到底，還是功力不夠。
三、我的軍旅詩
我是軍人，當然看重軍旅詩。我即使寫軍旅之外的題材，也帶著軍人的眼光，調動的是軍人的感覺係統。這一點，李瑛、謝冕和呂進的序中都提到了。呂進在序中說，“他是有自己的藝術套路的”，這談不上。如果硬要說我有些“套路”，也隻是對新時期的軍旅詩該怎麼寫，有我自己的一些見解和實踐。我曾為《解放軍文藝》寫過一篇短文《軍旅詩“三味”》，照錄如下：
一曰“兵味”。軍旅詩要樂於寫兵，善於到士兵中去發現“詩”。士兵的訓練、戰鬥，士兵的精神世界、感情經曆，都是很豐富的領域。我在老山前線開始寫詩，寫的都是士兵們的戰鬥生活，如《鋼盔》、《迷彩服》、《貓耳洞人》和《穿綠裙的男兵》，以及長詩係列《貓耳洞奇想》等。那些詩，表達的都是士兵們熾烈的戰鬥情懷。後來寫的《我們在雪裏行軍》和《西部士兵》，以及組詩《老兵》等，則是寫的士兵們在和平日子裏的生活。無論戰時、平時，士兵中都蘊藏著豐富的詩。將“兵味”放大一點，就是寫軍人、寫軍隊、寫軍事題材。再放大一點，就是用軍人的眼光去觀察非軍事事物，寫出來的依然是充滿軍人氣概的詩。我去看雲岡石窟，發現這些石佛“一個都沒有帶槍”，他們未能守住北魏創立的江山。
二曰“硝煙味”。眼下，伊拉克戰爭正打得濃煙烈火、舉世矚目，巴格達已兵臨城下，陷落在即。人類戰爭並沒有離我們遠去。關注戰爭是軍人的天性，軍旅詩應該對戰爭保持一分獨有的敏感。中國經曆過的戰爭，世界上的戰爭，過去的戰爭，未來的戰爭，都能點燃軍旅詩作者的情感烈火，或愛或恨，或同情，或思索，或鞭撻，或詛咒，都可成詩。我寫的《南方炮台》、《和平鴿》、《巴爾幹的槍聲》和《未來戰爭》等，都是這樣的作品。
三曰“人情味”。人情味是新時期軍旅詩的重要特色之一，這與軍旅詩應當高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旗幟並不矛盾。我在老山戰場上寫的《戰爭和我的兩個女兒》、《妻子給他郵來一聲啼哭》、《老山風靡相思豆》、《黑孤岩·綠芭蕉》和《陣地上的一窩雞》等，都是表現人情味的。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軍中都充滿了這樣的人情味，何況平時？我於2002年夏天訪問俄羅斯，回來寫了篇散文《朱可夫雕像》，其中寫到了朱可夫極重親情的一麵。朱可夫是一位“戰神”，他經曆的戰爭、打的硬仗惡仗比誰都多，他都如此富有感情，何況普通軍人？軍旅詩若不深入軍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
四、我的政治抒情詩
現在有些人回避政治抒情詩，其實大可不必，任何時代都有政治抒情詩。唐詩中，李白一向被稱為是浪漫詩人，其實他寫的政治題材詩歌並不少，比如他的《古風》五十九首，其中不少是政治題材的詩。杜甫的《三吏》、《三別》更不待說。依我看，白居易的《長恨歌》也可歸入政治抒情詩（有的研究者認為《長恨歌》後半部分是愛情詩）。宋朝，蘇東坡的詞《赤壁懷古》、詩《荔支歎》同樣可歸入政治抒情詩一類，等等。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專家們怎樣分類，我沒有去逐一查對。
家國精神，是中國詩歌傳統的脊梁；憂國憂民，是中國曆代詩人的精神擔當。
五四以來的新詩史，伴隨著中國革命鬥爭曆程，政治抒情詩曾發展成一個大類。極“左”時期的政治抒情詩不好，讓人倒了胃口；但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詩獨領風騷，曆久彌新。《天安門詩抄》作為那個特定時期產生於民間的政治抒情詩，成為新時期詩歌的報曉鍾聲。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局勢經曆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終結、“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目前仍在動蕩之中的北非和中東亂局等等。中國結束了十年“文革”災難，經曆了破除極“左”思潮、衝破改革開放思想阻力的艱難曲折，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起飛和社會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作為一名當代詩人，親身經曆了這一切，曾經有過長夜難眠的深深憂慮和苦苦思索，也有過歡慶和喜悅，以及麵對快速發展過程中出現諸多新問題的再度思考，等等。這些，常常促使我有感而發，寫了不少政治抒情詩。雖然這些作品有的過於直白，有的詩意甚少，但它們畢竟真實記錄了我在經曆世界局勢和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時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我的創作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