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人除曹氏父子外，建安七子的作品也非常出色。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七哀詩》，真實地反映了軍閥混戰給關中地區造成的災難。這首詩是寫他在192年避李傕、郭汜之亂，從長安南下荊州途中的見聞和感受。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複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完。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詩中生動地描寫了饑婦棄子的場麵，揭露了戰亂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的深切同情。
建安時期還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陳留圉（今河南省杞縣南）人。她是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蔡邕的女兒。她最初嫁給河東人衛仲道，不久衛仲道死去，她隻好回到老家陳留。董卓之亂爆發後，她被涼州軍的“胡兵”擄去，後又流落到南匈奴，嫁給匈奴左賢王，生了兩個孩子。207年（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使者，攜帶厚重禮物，到匈奴把蔡文姬贖回來。後來又嫁給同郡人董祀。
蔡文姬回來後，她用長篇敘事的《悲憤詩》，講述了自己悲慘坎坷的遭遇。全詩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女子創作的五言長篇敘事詩。長詩從蔡文姬被涼州軍的亂兵所擄寫起：“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揭露了涼州軍的殘酷，反映了被擄者的悲慘遭遇和非人的生活。接著寫她在匈奴地區思念親人故土的感情：“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當寫到曹操贖她回漢，母子惜別的情景時，用“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側，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把骨肉分離時的痛苦心情、矛盾心理活現在紙上。接著又寫她回到家鄉，等著她的是一片廢墟和寂寞孤獨。最後寫她再嫁董祀，有了一個歸宿，“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但是“流離成鄙賤，常恐複捐廢”，在封建禮教下，有著她這種經曆的人是為人所不齒的，無可奈何，她隻好“懷憂終年歲”了。《悲憤詩》也是一首具有強烈感人力量的抒情詩。
兩晉時期文學有了新的發展，西晉左思的《三都賦》有“千秋絕唱”的美稱。左思，字太衝，臨淄（今山東臨淄）人。他博學多才，文采出眾。他的妹妹左芬也非常有才華，被晉武帝選入皇宮為嬪妃。左思也遷居到洛陽，做秘書郎。經過十年耕耘，終於寫成《三都賦》，即《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他是模仿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寫的，但它的內容豐實，辭藻華麗，與班、張二賦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賦代表了當時賦的最高水平。
在東晉末年和劉宋初年，詩壇上又出現一位偉大詩人，他就是陶淵明。
陶淵明，字元亮，後又改名潛，潯陽紫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年輕時，宅旁有五株柳樹，因此自號“五柳先生”。四十一歲時，曾任彭澤（今江西彭澤）令，後人也稱他“陶彭澤”或“陶令”。
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官僚的地主家庭，少年時家境已很貧寒。為了解決家庭生活問題，他曾幾次當官，先後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等職。但他生活在東晉末年和南朝初期，政治腐敗，社會黑暗，門閥大族對官職的壟斷，權貴們的明爭暗鬥，使他對仕途心灰意冷。再加上他深受玄學影響，嫻靜少言，不慕榮利，既不肯隨波逐流，與世俗同流合汙，更不願向當權者獻媚求榮。在他任彭澤令時，郡的屬官“督郵”前來督察，縣吏要他整衣束帶去恭迎。陶淵明說：“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