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觀察的東西是國家和社會，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圍繞國家和社會，隻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互聯網領域、工業領域、文明領域、文化領域。社會科學中有三個人的書是必須讀的，對西方學者也一樣，馬克思、塗爾幹（EDurkheim）、馬克斯·韋伯（MaxWeber）。我是強調普世價值的，社會就是社會，有基本的共性。
（本文發表於《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記者：李翔、許知遠，2011年1月21日）
三、社會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1．認真研究各種主義的本質含義
張飛岸（以下簡稱“張”）：在培養國家知識分子過程中，意識形態會起到什麼作用？
鄭永年：意識形態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說中國太意識形態化了，其實正相反，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主流意識形態太弱。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應該把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集中起來，加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策略。共產黨以前有兩個法寶，一個是意識形態，一個就是組織。現在光靠組織的力量，淡化意識形態，這樣很難持續。沒有意識形態就意味著沒有軟實力。口號性的東西不叫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是社會成員自身認可和接受，並且內化於心的觀念。缺乏意識形態，維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個國家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而光靠製度根本是維持不下去的。人永遠比製度聰明，人總可以找出逃避製度製約的方法。中國腐敗越反越多，製度基本無法約束腐敗，就是因為人已經沒有道德觀念，隻認得錢。
張：您能否分析一下當前中國的意識形態狀況？
鄭永年：主流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適合中國的，關鍵是轉變宣傳方式。中國的自由主義看似強大，其實早就遇到發展瓶頸了。中國到目前為止，社會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識形態非常多元化，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因素，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去研究這些新現象，不去考慮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是拿著西方的理論來衡量中國，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這就好像拿蘋果來衡量橘子，說橘子存在的問題就是不像蘋果。自由主義如果拒絕本土化，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拒絕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被本土化了，這導致了很大的負麵效果。中國公共事業的市場化改革之所以那麼迅速，就是因為沒有抑製新自由主義的力量。在中國，有權的、有錢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他們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場化的危害。有錢的人不需要醫療保障，有權的人本身就有醫療保障，公共物品是為窮人服務的，窮人沒有話語權，誰會願意發展公共服務呢？
公平地說，新自由主義對於衝破計劃經濟的束縛、促進經濟增長還是起到一定正麵作用的，但新自由主義侵入到公共服務領域，把公共服務取消掉，這就非常糟糕。中國目前提供公共服務不是沒有錢，而是動力不足。動力不足，就是因為窮人缺乏影響國家政策的渠道。中國學者常常說資本主義民主，好像資本主義與民主是一體的，其實民主恰恰是資本主義的製約力量。我們的社會科學學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認真研究各種主義本質的含義到底是什麼，隻是亂套西方的理論。
張：那是不是意味著，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發展任重道遠？
鄭永年：本土化是關鍵。中國發生這麼偉大的轉型，社會科學界卻不去認真研究中國社會，隻是用西方的理論瞎解釋。如果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永遠不能結合中國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那中國就永遠沒有自己的社會科學。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具有美國化的傾向，美國的社會科學都沒有像中國那樣“美國化”，它允許各種理論互相競爭，看哪個理論更能解釋美國社會，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社會科學界就是完全把美國的理論拿過來。這非常危險，不僅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建立不起來，還會摧毀中國的傳統文化。
中國從清朝末年開始就引進西方的理論，到現在依然如此，什麼市民社會理論，什麼統合主義，這些都不是中國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論硬套到中國實踐上，就是我常說的把蘋果皮貼到橘子身上。中國社會科學必須意識到中國實踐是研究主體，中國現在的社會科學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實踐，包括民主理論。中國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論，原因就在於隻是拿蘋果來批判橘子，而蘋果本身是沒有解釋橘子的職責的。
想解釋中國，隻看西方的理論是不行的，必須有結合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比如醫生看病，我的病你醫不好，不能說我的病生錯了，隻能說你所學的東西學錯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論。中國學者就是用西方理論解釋不通然後就說中國錯了，這樣不僅醫不好中國的病，反而越醫越壞。有的地方本來是常態的東西，他說你病了；有的確實是生病，但采用錯誤的醫法給醫壞了。所以我說，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自毀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國的自由因素，說是不喜歡。但他喜歡的僅僅是西方的理論，但這個理論所說的東西，連美國都找不到。某些中國學者一是沒自信心，二是沒責任心，如果這兩者不加以改變，中國就不會有自己的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