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就沒有自己獨立完整的社會科學，中國隻有史學最發達。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可以借鑒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較中立的東西。方法可以學，但概念是不可以學的，中國恰恰是學了概念沒有學方法。做學問，理性很重要，像馬克斯·韋伯說的，你觀察問題的時候，絕對不能用價值來評判這個東西。西方和中國很多學者所做的就是對中國進行價值評判，這不是真學問。
2．中國發展背後是一種文化價值
張：您作為研究中國發展問題的政治學家，能不能談一談“中國模式”對世界的意義？
鄭永年：“中國模式”對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不同的。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意義在於，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否會成為有別於西方的另一種發展模式。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的模式發展，但並不成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一些國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會經濟發展聯係在一起的。中國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對“中國模式”感興趣。而西方國家更關注“中國模式”背後隱藏的價值觀，它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對西方的價值觀產生衝擊。西方國家的一些人把“中國模式”稱為威權主義的資本主義，他們並不擔心“中國模式”會阻礙西方的發展，而是擔心“中國模式”的成功對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響會造成巨大衝擊。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擔憂中國的軟力量或者文化力量之緣由所在，因為隱含在中國發展背後的是一種文化價值。
3．民生進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張：很多人認為，“中國模式”隻具有經濟意義，而對中國政治模式持否定態度，並認為中國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轉型，最終會使中國經濟的發展麵臨政治體製上的瓶頸。
鄭永年：很多人談到“中國模式”都談經濟模式，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成功的，而不談政治模式。但我覺得中國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因為中國的經濟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國際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中國隻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這種說法阻礙了人們對“中國模式”的認識。不承認中國的政治改革就很難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也很難理解當今中國政治與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的巨大差別。
這裏的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政治改革。我覺得不同的國家因為國情不同，其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內容。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政治改革的內容也不一樣。如果僅僅用西方民主化的觀點來衡量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會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進展緩慢。但隻從民主化的觀點看，中國很多的寶貴經驗就會被屏蔽掉。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基本國家製度建設。從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民主化並不能幫助它們建立現代國家製度。建立了基本國家製度，民主化的發展會是良性的；如果沒有建立基本國家製度，民主化是不會成功的。而國家製度建設就是中國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強調國家機構改革和法製。民主化也在不同層麵進行，但這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之一，不是唯一的目標。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多重轉型曾給很多發展中國家帶來許多麻煩。這些國家因為同時進行幾項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負，結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國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很好地處理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係。第一，就是漸進改革。中國沒有采取蘇聯和東歐國家激進改革的方法，而是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漸進改革使國家有時間和空間來調整自身的製度，適應社會經濟的變化。第二，中國采取的是分階段的改革。每一階段，各方麵的改革秩序不同。
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分為三大類改革，經濟改革、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從1978年到21世紀初，主體的改革就是經濟改革。主體改革是經濟改革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隻是說同時存在的政治改革不是主體性的，政治改革就是為了促進和支持經濟改革。從21世紀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改革的焦點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方麵。
我的看法是，中國同樣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進行社會改革。在這個階段，我認為以民主化為主體的政治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因為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基本的經濟製度已經建立起來，而社會改革各方麵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如果在這些國家製度還沒有建立的條件下過早地民主化，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麵效應。前麵的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負麵問題例如收入分配差異、社會分化和環保等，都要由社會改革來消化。社會改革也是下一波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如果沒有社會改革，中國很難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消費社會，內部需求的動力就會不足。同時，社會改革對未來的民主化也有積極的意義，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很難促民生。民生的進步是民主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