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洋務運動，是中國人擁抱西方物質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們在洋務運動期間進行的各項改革，使中國向近代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是中國社會從未出現過的近代化實踐活動，這種實踐對中國的積極影響是不可抹殺的。但是作為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一場自救運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其曆史局限性。
（一）洋務運動伴隨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洋務派在不觸動腐朽的封建製度的前提下，試圖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專製統治，這種手段和目標的矛盾，注定了洋務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之初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一同提出，反映出國內階級矛盾和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並存。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腐朽的清朝統治者麵對“內憂”與“外患”，洋務派隻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麼它隻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願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洋務運動進行了三十年，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我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二）洋務企業與外國經濟的關係
洋務派主觀上並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既是近代工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也是其摧殘者和破壞者，其封建衙門和官僚式的體製，必定導致洋務企業的失敗。但由於洋務派在中國封建製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係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係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采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近代民用工業，終於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最後，由於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製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占”，三年多時間裏，外輪損失1300多萬兩，美國旗昌行也因長期賠錢和債務激增而最後被招商局兼並。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後，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
（三）洋務派與民主思想的傳播
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批判，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於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於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曆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於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洋務派在洋務實踐活動中自覺或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通過其言行，在一定時期裏體現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要求。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洋務運動是中國早期的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曆史趨勢中興起的；是在變落後為先進、變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軍入侵的雙重壓力麵前，采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而起步的。這就是說，洋務運動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實踐中又是矛盾的，洋務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抵禦外侮，但洋務派在主持外交活動中，卻堅持“外須和戎”，對外妥協投降；他們所創辦的近代企業有抵禦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的作用，卻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但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展近代工商業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客觀經濟規律和作為客觀經濟規律的反映的變革思潮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