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在中國曆史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李世民在位時期，唐朝的各個方麵都呈現出前朝不曾出現的繁榮盛世局麵，這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始終以隋朝為借鑒，體察民情、思治民情，在位期間所實施的政策措施的出發點一直是以人民立場為基本——“撫民以靜”。
積極推行各種有利於社會經濟恢複和發展的措施，例如去奢省費、輕徭薄賦、興修水利、鼓勵墾荒等，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得唐王朝在戰爭和政治動亂後，經濟生產力得以快速恢複和發展；另外，唐太宗還特別注意人才的任用和選拔以及勇於納諫，選用廉吏、從諫如流、選賢任能。體現出唐太宗李世民的識人、用人的果敢和精明的領袖氣質。李世民本著舍短取長，兼明優劣的用人方針，充分發揮賢者能人的德才之處，親君子、遠小人，士庶並舉、新故同進、漢夷同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虞世南、秦叔寶等，或以善謀、或以善斷、或以忠直、或以幹練、或以文采，真所謂各盡所能，這些人才能被唐太宗巧妙、合理地配置利用也是大唐王朝出現盛世局麵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同時，唐太宗還注意整頓吏治，提倡節儉，抑製舊族勢力，重視教育，興辦學校，興盛科舉製度，廣泛吸納各方麵人才為己所用，籠絡知識分子，為庶民廣開參政之門。李世民一方麵通過軍隊和邊防建設，安撫邊疆各族，緩和了西北、北邊的危患，另一方麵他堅持兼容並蓄、文明開放的民族思想，積極地推動和親、團結、德化的民族政策，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處理民族關係方麵的典範，其積極意義影響深遠。唐太宗李世民通過上述實行的一係列關於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麵的政策措施，效果顯著，影響深遠。“貞觀之治”在唐朝社會全方位地呈現出一幅社會安定和諧、人民安居樂業的盛世景象，史學家經常將其與漢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繪的“貞觀之治”。總的說來，貞觀時期，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注意發展農業生產，輕徭薄賦，他用賢勤政，政治較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會秩序安定，階級矛盾緩和，民族關係較融洽。這確實是封建社會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說亂世了。唐太宗是實現“貞觀之治”的領導者，他比封建時代的平庸君主要強得多，更不要說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給人民帶來了好處，對社會發展有利。從這個角度看，對唐太宗和“貞觀之治”是應當予以肯定的。總之，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有利於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麵發展和進步的措施，這說明李世民順應了曆史發展大趨勢，從而取得了推動社會曆史發展的巨大作用，通過他的努力呈現出的“貞觀之治”的局麵也極大地影響中國曆史發展的進程，對後世以及曆史的發展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積極影響。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即使在“貞觀”時期，農民生活還是很苦的。隋煬帝時期，人民為了逃避繁雜且苛重的賦役和徭役，竟然自殘肢體，稱之為“福手”“福足”；貞觀時期，這種“遺風猶存”。這種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封建社會的治世時期，人民所承受的各種負擔依然沉重，生活依然貧困和艱苦，社會階級矛盾還是比較尖銳。唐太宗作為封建帝王，在他的統治初期，勵精圖治、勤奮進取、留心治道、兼聽納諫、注意節儉。但是，隨著唐朝政權的穩固，尤其是唐太宗執政中晚期，他逐漸驕傲起來了，主動納諫也少了，唐太宗逐漸走向奢靡，有時浪擲民財，納諫、用人、執法等方麵也不如以往，行幸和遊獵逐漸頻繁了；總之，貞觀後期的政治、經濟等方麵基本上不如貞觀前期的社會狀況，這說明“貞觀之治”的效果和成就並不是一成不變、始終如一的。這些方麵的缺陷造成了唐太宗統治時期“貞觀之治”的局限性。誠然，在唐太宗和整個貞觀時期，這隻是一些不足之處，不足以否定“貞觀之治”的主要成果和繁榮程度，並不影響唐太宗作為傑出政治家和“貞觀之治”封建社會著名治世的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