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運動的領袖，他是戊戌變法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對康有為在變法中曆史地位和作用的探索有著重要的意義。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水平遠遠超越同時代的人，康有為雖然官位不高，但因為能得到光緒皇帝的重視和信任，通過直接上奏折給皇帝，影響光緒和新政的推行，康有為等人曾經預謀控製慈禧太後實施兵諫，成為最終戊戌政變的導火索。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及政變關係極其重大。康有為對主持戊戌變法的光緒皇帝有決定性影響，在他的影響下，變法有了比較明確的發展方向，從而使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的改革運動進入政治層麵，並使改革具有了比較鮮明的資產階級色彩。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是他的重要經學著作，是康有為發動變法維新的重要理論依據。康有為的兩部著作使得戊戌變法運動更多、更早地卷入到對價值觀的評析與學術紛爭中，康有為的效仿古代改製理論，非但未在戊戌時期起到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負麵影響成了變法運動正常運行的思想障礙。所以康有為的學術成果與學術思想影響了戊戌新學的內容及其時代特征，從而也影響了近代學術文化轉型的民族特性和其發展趨向。
康有為的創立孔教的活動是在戊戌變法前，他為實現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活動，也是其學術思想的反映。康有為把孔子的思想學說宗教化，是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製衡君主專製製度。盡管他創立孔教的目標未能最終實現，但從總體上看，康有為的早期孔教思想，為會通中西文化、推進中國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康有為不僅僅把利用孔子思想學說、創立孔教的活動作為他為推動變法所施用的權宜手段，創教本身也是他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標。康有為創立孔教的努力使得變法中許多政治上的分歧不是來自維新變法本身，反而是圍繞孔教問題引起許多無謂的鬥爭，增加了變法實施的阻力和難度。
梁啟超作為戊戌變法的重要領導者、戊戌政變前密謀的重要參與者，在變法失敗後，曾寫下大量文字材料記述和反思變法，這對研究和評價戊戌變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不少論著中深刻反思變法的全過程，他認為變法本身沒有錯，問題在於沒有將變法主張貫徹下去，改變舊有政策而沒有執行新的政策，政策改變了，但是執行政策的人沒有變化，另外變法最大的推動者光緒皇帝手中沒有實權，再加上守舊官僚的反對，就無法使變法獲得成功。
梁啟超對戊戌變法的這些總結和反思，對他此後的思想觀點發生了較大的影響。梁在戊戌之後到五四運動時期，思想上經曆了革命與改良之間的搖擺，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之間的選擇，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之間的反思，這一係列的價值觀念選擇，勾畫出了他一生思想衍變的軌跡。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後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必須以推翻舊有封建統治的革命的方式，來適應外部世界統一的近代一體化進程，一方麵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學習西方先進事物；另一方麵又必須認清近代世界政治經濟體係的不平衡性和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本性，對西方與西人保持高度警惕。梁啟超對康有為“創立孔教”的態度經曆了一個由肯定至否定的過程。梁啟超於戊戌期間提倡孔教固然有推動維新變法的政治動機，但更主要還是出於文化動機，一方麵抵製西方基督教的侵蝕，維護中國固有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麵也試圖借此實現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梁啟超後來於1902年公開宣布放棄保教，這是他政治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次根本性轉變。
光緒皇帝作為當時清政府推行維新變法最高當權者，同時也是後帝黨最重大政治派別的核心代表人物，他的動機與作為對戊戌變法的發展影響很大。光緒皇帝在外交事件的處理中，反映出他對外觀念的調適。盡管光緒帝力圖擺脫傳統外交的束縛，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靠攏，但他內心世界中的對外觀念與外部世界仍有隔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這個傳統深重的國家在這一靠攏過程中的艱難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