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為謀求發展，有靠攏到活躍於朝野的帝黨倚重的維新派人士的意念。而張之洞與維新派的政見有相同也有不同，其時的中國政壇又風雲變幻，主觀要求與客觀環境均促成張氏與迅速演進的變法運動逐步發生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洋務派並不屬於極端頑固守舊者之列。此時的洋務派普遍具有趨時和附權的矛盾心態。趨時使他們同情、支持和參與維新運動；附權則使他們徘徊於帝、後之間。在變法之初他們同情甚至支持維新派。如張之洞在甲午戰爭以後，從一個搞洋務的封疆大吏一變而為維新運動的“護法大師”。在1895年—1898年之間張之洞在行動上與維新運動的關係，可以通過下麵幾件事來發現。一件事是1895年時張之洞對於上海強學會的態度。北京強學會開會時，張之洞是大力支持的，他準備寄予籌備資金做為幫助，是督撫中最賣力的一個。 後來張之洞又大力支持康有為在上海再辦一個強學會，並提供了資金上的幫助。這是他與維新派的第一次合作。另外一件事是1896年—1897年間他對於《時務報》的態度。《時務報》於1896年8月間創刊，張之洞是一位重要的讚助人，捐款最多。據《時務報》的經理汪康年說，《時務報》初開辦時，隻有一千六七百元款子。其中張之洞獨自捐款千元，是經濟上的大力支持者。那時，《時務報》的兩個主持人物，是汪康年與梁啟超。汪任總經理，梁任撰述主筆，而汪康年就是張之洞派係的人物，是他的一個親信。汪梁合作，也就是張之洞派係與康有為派係在《時務報》中的合作。張之洞還為《時務報》推銷。他回湖廣總督本任後，以總督的地位，叫湖北全省各州縣都購閱《時務報》。值得注意的事，是1897年下半年至1898年上半年張之洞對於湖南維新運動的態度。湖南初期的“新政”（1897年上半年以前），也是張之洞所讚成的。陳寶箴在任湖北按察史時（1890—1894年），與總督張之洞相處得很好。當陳寶箴在1895年初入湖南擔任巡撫推行“新政”，如辦礦辦廠的時候，張之洞是支持他的。綜合看來，1897年下半年至1898年上半年百日維新前，張之洞對維新運動，在表麵上仍保持讚助者的姿態。第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是1898年百日維新時期張之洞對於維新的態度。這個時期內“軍機四卿”中的楊銳、劉光第就是代表張之洞派係的。而當時京城內外許多大官僚推薦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大計時，他很想做一個維新宰相，做一個大清帝國的伊藤博文。總之，在百日維新時期，張之洞在表麵上仍然支持維新運動，並且行動上比過去更積極，因為這是他陰謀與投機成敗的關鍵所在。
戊戌六君子：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和康廣仁。戊戌政變後，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封建勢力派大肆抓捕殺害維新黨人，維新誌士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六人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慘遭殺害，曆史上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他是改良主義運動中的激進派，為變法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譚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擊了君主專製製度和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並對封建綱常倫理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非常激進和深刻，達到了同時代的較高水平，並成為後來資產階級革命派思想的先驅。譚嗣同富有文學才華，詩文都寫得有氣勢。文章作品表現了豐富的時代內容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融入了個人的生命感受和價值觀。抒發了他衝破封建枷鎖、追求個性解放的積極進取精神。文章風格恢闊豪邁、剛健遒勁，帶有濃鬱的浪漫主義特色。留有《譚嗣同全集》。其中尤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較為有名。
康廣仁（1867—1898），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廣東南海人。康有為的胞弟。小時候鄙棄科舉考試製度，認為國家弱亡都有科舉考試限製人的才智發揮。曾經捐錢當上小官吏，深深感受到官場的黑暗，最後憤然離職。後來跟隨美國人嘉約翰學習西方醫學，計劃在上海創設醫學堂，結果沒有開成。1897年2月和徐勤等人在澳門創辦《知新報》，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後到上海倡導設立女學堂。和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發起成立戒纏足會。創設大同譯書局，刊刻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帶著大筆資金抵達北京，協助康有為開展維新運動。他主張廢除八股取士，倡導西方學術，開啟民眾才智。與禦史宋伯魯計劃上書，主張把科舉的四書五經學問統統改為對時事政策的分析，並得到了政府的許可。後來看到了封建頑固統治勢力強大，變法難以進行，多次勸康有為離開北京回到南方，開辦學堂，收徒講學，為維係變法活動培養人才，等待其他時機。戊戌政變時被捕，在獄中曾說如果死能使中國強大，那麼死了也值得，最終從容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