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960年北宋立國時，趙匡胤接手的是一個破敗、毫無帝都氣象的開封。
對於開封在地緣政治上的局限性，趙匡胤是有足夠認識的。但他即位於倉促之間，一開始決不可能打算重新建都，而在此後十七年的當政時期，他卻不止一次地產生過遷都的構想。但是，統一國家的戰爭終究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對於遷都這種傷筋動骨的事，條件不具備時，誰也不敢草率從事。當統一戰爭基本結束以後，趙匡胤便啟動了西巡洛陽的壯舉。他之所以一定要去洛陽，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尋兒時的舊夢，主要目的就是實地考察洛陽，為遷都的決策做準備。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夾馬營，麵對毀於戰火的舊日兵營（趙匡胤的父親是禁軍軍官，後唐時全家隨軍住在營內），發出感歎說：這地方還是要修複供禁軍駐屯。大臣們聽出他話裏打算遷都的意思，內心反對但不敢表示。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追隨趙匡胤二十餘年，作戰勇敢，很受信任，他認為開封有汴水的漕運之便，“八十萬禁軍”的給養不成問題，委婉地反對遷都，但趙匡胤聽不進去。群臣便通過晉王趙光義來做說服工作，道理還是遷都如何不便之類。兄弟倆感情雖好，此刻卻話不投機。趙匡胤說：“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趙光義聽到他說以後還要遷往長安的話，更不理解——關中自唐末戰亂以來，殘破荒涼，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也許哥哥在和大臣們賭氣？於是跪倒在地，進行更懇切的勸諫。趙匡胤隻好進一步解釋：“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但趙光義並不認同，反駁說：“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險，秦據關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這句話當場令趙匡胤為之語塞，事後他對左右說：“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他雖然是武夫出身，卻很有政治頭腦，深知政事與兵事兩者的關係不容易處理好：窮兵黷武一定帶來民生疾苦，而武備不修最終會陷於內患蜂起、外釁叢生的危險局麵。麵對著趙光義這個“在德而不在險”的命題，他並不以為然，但卻很難反駁。於是，遷都之議被擱置下來。
從洛陽回到開封不過半年，趙匡胤就病死了。趙光義繼位，國都西遷的問題自然再不會有人提起。雖然以開封為永久性的首都有違趙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們（從趙光義到欽宗趙桓，包括長期垂簾聽政的仁宗養母章獻皇太後）卻大體上都遵循著趙匡胤倡導的政治路線。150年間（從趙匡胤死後算起），北宋在封建社會史上，以最開明的政治、文化形態和最軟弱的軍事、外交格局，寫下了獨特的篇章。其時，開封在發展中走向繁榮的頂峰，成為遠勝於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這是趙匡胤政治理念帶來的成果)，最後在異族的入侵中以罕見的悲慘方式被毀滅，這也是趙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並基本被他預見的結局。
開封的城市建設也反映著上述的曆史邏輯。由於趙匡胤並不屬意定都開封，而且他又是個一貫強調節用惜物的開國之君，所以，開封始終沒有像隋、唐經營長安那樣追求氣魄宏大，它也不是按照一個完整的規劃所修建，而是在汴州舊城的基礎上，經多次改造擴展而成。開封城內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內”，也就是皇城，原來是唐代節度使的衙署，自後梁開始被改修成宮殿。皇城外麵是內城，也就是汴州舊有的州城。內城以外的是五代時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擴建，但周長不過20千米，麵積約30平方千米，較唐時的長安（麵積84平方千米）小了一半有餘。由於經濟的發展，更由於大國首都龐大的寄生群體居住和消費的需要，開封的商業區向城外大大拓展。這當然給防務造成了很大的被動，以致後來京師保衛戰的前線必須設在數千米外的黃河以北，因為隻要敵軍過了黃河，開封就完全暴露於敵前，它的城牆基本失去了守險的意義。
趙匡胤深知開封在防務方麵的缺陷，他更懂得京師安全對帝國的重要，在不具備遷都條件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著力建設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禁軍”，集中駐屯在京畿及要衝之地，拱衛首都。為了保證禁軍的質量，他一方麵多次有計劃地從饑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隊（廂軍、鄉軍）中選拔孔武有力、弓馬嫻熟的壯丁入伍，一方麵積極推行士兵職業化，終身不退役。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禁軍的數量不斷擴大，他本人通過政變上台時，禁軍不足20萬，一百年後翻了三番有餘。《水滸傳》裏稱“80萬禁軍”，其實早在仁宗慶曆年間， 就已經達到125萬。正如趙匡胤所預料的，龐大的軍費開支最終給北宋百姓帶來不堪承受的負擔，成為導致社會動亂直接和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