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管仲和晏子的政治智慧，伍子胥顯然差一個檔次。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隻會做事，不會做人。在反對伐齊無效之後，吳王派他出使齊國，暗中偵察敵情。而伍子胥在這個最要緊的當口卻打起了小算盤，他深感吳王在錯誤的路線上越滑越遠，吳國前途堪憂。為保全自己的家族，他讓兒子離吳奔齊，並托齊國的大貴族鮑牧予以照顧。這一消息被伯嚭探知，早已把伍子胥視為眼中釘的伯嚭大喜，給吳王打了小報告，抓住伍子胥的小辮子，將了他一軍：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複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
平心而論，伯嚭所言伍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不完全是汙蔑之詞；所言伍子胥“屬其子於齊之鮑氏”、“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等事，也不是栽贓陷害。可恨的是，他在這個敏感時期火上澆油，又故意把伍子胥與吳王夫差的戰略分歧說成權力之爭，把心憂國事的伍子胥說成幸災樂禍，一心想著看吳王失敗的笑話。更可恨的是，他抓住伍子胥曾經成功地幫助闔閭策劃政變這一點，汙蔑伍子胥有發動政變推翻夫差的心思。可以說，伯嚭將的這一軍，招招瞄準伍子胥為人的弱點，切中其要害，不由得夫差不信。而伍子胥在吳王夫差眼中，也早成了倚老賣老、“不自安恬逸”、“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的絆腳石了。一怒之下，夫差賜以屬鏤寶劍，命伍子胥自盡。
伍子胥萬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得這樣一個結局，氣得近乎發瘋的他為門客留下遺言，讓門客把他的眼睛挖出來懸掛在吳之東門，他要親眼看到越軍滅吳！這話傳到夫差耳中，大發雷霆，命人把伍子胥的屍體裝進盛酒的皮革袋子（鴟夷）裏，扔到錢塘江中！
伍子胥死後，吳王夫差繼續經營自己認為正確而偉大的中原霸業，“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令周室”，又與老牌的霸主晉定公爭做盟主，一時風光無限。但此時的吳國連年勞師動眾，士民疲憊，國力空虛。已經重新崛起的越國乘吳國後方空虛，興兵伐吳，一戰擊斃吳太子，攻破了吳都，迫使吳國厚禮求和。此後，越國連年伐吳，不給其喘息之機，最終於公元前473年滅掉了吳國，此時距伍子胥之死剛剛九年！
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劇登場，以悲劇謝幕。推究其原因，小人費無忌和伯嚭的先後構陷以及吳王夫差的剛愎自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個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蘇東坡在《大臣論》中雲：“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世之君子，將有誌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伍子胥顯然做得不夠。專製世襲社會，不可能個個君主都聖明神武，過多地責怪君主的愚黯沒有多少意義。作為大臣，一舉一動必須考慮周全，不僅考慮應不應該，更應考慮可不可能。既要洞明世事，工於謀國；也要練達人情，善於謀身。伍子胥最後與吳王決裂，被讒而死，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隻會做事，不會做人。身處亞父高處不勝寒的地位，不能省思功高震主的危險性，在與吳王夫差出現戰略分歧時，不能妥善彌縫君臣關係，主動維護吳王的權威。相反，他因自己的正確意見沒有被采納，固執己見，不肯妥協，一味用強，侵犯了吳王的權威。“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麵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嚐有也。”最終在吳王眼中由定是國老變成了倚老賣老、帶頭不尊國家法度的絆腳石，即使伯嚭不居間挑撥，隻怕其悲劇的結局也難以避免了。
範睢恩怨情仇糾纏一生
在與山東六國爭強競雄的過程中，秦最終掃平天下、統一寰宇，建立起我國第一個強大的統一的郡縣製國家，其中範睢的功勞不可忽視。方範睢入秦之際，穰侯當國，宣太後操縱政權，公子涇陽君、華陽君把持軍政，他們朋比為奸，“太後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戰國策·秦策》）。秦國無歲不興師動眾征討四方，然而“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穰侯封地），國弊禦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戰國策·秦策》），所以秦國雖然兵強馬壯，實力明顯高過山東六國，但是由於政策上的失誤，統一大業始終徘徊不前。範睢遊說秦昭王，陳說利害，使他翻然醒悟，果斷地采取措施，“於是乃廢太後，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戰國策·秦策》），製定了“遠交近攻”的國策，使秦國“坐製諸侯”，為秦國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所以李斯在評價他時說：“昭王得範睢，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這位輔佐秦始皇兼並天下的宰相也不敢專擅其功，把軍功章大大地分給了範睢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