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後的聰明之處就在於，忍與不忍之間，她能很好地拿捏住分寸，而這種分寸就是這個帝國在呂後時代為將來的崛起所貢獻的最旺盛的精力。這位帝國的設計師雖然能維護住帝國的命運，卻不能保護得了呂氏一門。她不能在本家族內訓練出一位精明強幹的後繼者，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無奈。
一
公元前180年的夏天，帝國境內，長江泛濫，一萬多戶人家流離失所。直到秋天，帝國政府才將這些人安頓完畢。然而，帝國的總設計師呂後在這個時候突然病倒了。在經過多名太醫的多次診視下，他們一致確定，呂後將不久於人間。在彌留之際，呂後再次做了人事安排，把呂祿與呂產同時封為上將軍，分別統禦長安城內的南北軍。
此時，呂後更多考慮的是小皇帝劉弘，他還年輕，自四年前繼承皇位以來，根本還不懂得為政之道。呂後隻能通過自己的親戚擁有兵權來防止自己死後的動亂，至於能否真的太平無事，那就不是她所能考慮的了。
陰曆七月的最後一天，呂後在病榻前說了最後一段話：“呂氏為王，大臣隻是表麵服從，因我在，所以不敢有所動作。我若去世，皇帝年紀小，大臣們必會作亂，你們必須牢牢控製軍隊守衛未央宮，千萬不要為我送喪，以防為他人所製。”
呂後指導這個帝國長達八年，而在這八年時間裏，以她的霸氣與才能居然沒有做到與政府官員的和諧，在臨死前仍舊擔心政府官員的作亂，由此可見，這個政府的頑固力已非人力所能相向。這種頑固力來自於高祖皇帝的陰魂和功臣們的自我價值評判。
呂祿與呂產雖然跟隨呂後多年，但耳濡目染的政治判斷力與決策力卻少得可憐，即使我們不敢斷定二人是政治上的愚夫，但其與政府裏的那些功臣的政治手腕比起來，顯然要遜色很多了。
呂後的擔心在她死後被證明是方向出了問題，作為後宮政權與皇室政權的集大成者，呂後在八年的執政歲月裏深諳功臣們的軟對抗與陽奉陰違。她始終認為，自己不在人間的歲月中，真正欲行叛亂的是政府而不是皇室。她自認為已經牢牢地控製了皇室，這就是她的方向性錯誤所在。在她死後，第一個向諸呂發難的是劉氏皇族，而不是政府官員。
朱虛侯劉章即使在呂後生前就不是一個穩定分子，劉章那時不過二十出頭，無所畏懼。在一次入宮侍奉呂後喝酒時，他居然因一位呂氏成員不遵守酒令而追到宮門外將其殺掉，呂後也為之一震，諸呂從此後對他敬畏三分。呂後一去世，最活躍的皇族分子就是劉章。他在給當時的齊王劉襄的密信中這樣談到，我得到一個不好的消息，諸呂想要作亂——據他自己說，是從其妻子，也就是呂祿的女兒那裏聽來的——我希望你能發齊國之兵來長安，我充當內應，待誅盡諸呂後，立你為帝。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謊言，倘若呂祿真要作亂，何必要通知自己無任何實力的女兒，即使他的女兒被通知了，這麼機密的消息，她如何肯讓身為劉氏皇族的劉章得知？然而劉襄並不想知道這是劉章的謊言，或者說他裝作不知道，就開始密謀發兵。
八月份，劉襄舉兵西攻濟南，同時送信給各個劉姓諸侯，列舉諸呂的罪狀，慫恿大家舉兵討伐。關於那份諸呂罪狀，對於劉襄而言不過是一個旗號，即使是被呂後臨死前任命為丞相的呂產也沒有對這份罪狀過於上心。劉襄舉兵這一行動才是他當前迫切需要關心的大事件。
呂產當時的想法是，呂後臨死前的思路有些偏差，政府的那些功臣們並沒有任何跡象要與呂氏為敵，那麼，身為相國，自然就會想到任命一位大臣前去平叛。這個人就是灌嬰。
灌嬰始終效忠高祖皇帝，曾參與過討伐異姓諸侯的叛亂活動，其身影始終活躍在高祖皇帝周圍。也就是說，這個人是親劉派。呂產在這個時候派出這樣的人去平叛，若不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不足，那就是呂氏家族實在挑不出真正的人物來。
灌嬰在到達戰略要地滎陽後，立即就違反了丞相的命令。他當然有自己的小算盤，一旦將齊王擊敗，諸呂必將獲得政治資本。外麵雖然風言風語諸呂欲反叛，灌嬰是否相信倒是其次，但有了政治資本的諸呂向劉氏繼續開刀是肯定的。於是，灌嬰派人去跟齊王說，諸呂現在沒有叛亂的跡象，您貿然舉兵難服天下，倒不如我們大家誰都不動，等諸呂叛亂一發生，再聯合起來進軍長安，平定叛亂。那時，誰是匡扶社稷之功臣，天下自然知道。
齊王同意了他的建議，回到了齊國。呂產等人在這個時候又犯了個致命的錯誤，他不僅沒有怪罪灌嬰不向齊王進行軍事打擊，反而身心全都放鬆下來。
此時，長安城中開始暗流湧動。
朱虛侯劉章在這個時候並沒有發揮他本應該發揮的作用，倒是政府官員們，開始了陰謀策劃。齊王的舉兵就是他們最大的動力。時任太尉的周勃與第二丞相陳平盡棄前嫌，聯合到一起，為一場流血的政變開始做準備。帝國製度規定，太尉名義上是軍事最高首領，但卻不能指揮軍隊。此時長安城中所有軍隊都控製在諸呂手中。想要政變成功，就必須要控製軍隊，這是千古不移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