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普通百姓能否得到實惠，已不言而自明。帝國初年，並未進行土地重新分配，大量土地仍舊集中在貴族、官僚和地主手中，一般農民的田租負擔雖有所減輕，但因占地很少，其所得到的實惠是非常有限的。而口賦予算賦卻照常交納，等於說，真正受到實惠的仍舊是那些擁有大量土地的人。
賦稅如此，徭役也並未讓百姓得到什麼好處。帝國規定，徭役主要有更卒、正卒和戍卒。年齡在23至56歲的人，每年必須要到官府服役一個月，此稱為更卒。但仍有規定，可以雇人代役。所謂正卒，即是到郡國為材官、騎士；所謂戍卒，即是宿衛京師和屯戍邊疆。無論是正卒還是戍卒，期限不定，少則一年，多則三年，並且自備衣食，沒有任何報酬。大批的人因這項規定而不能從事生產，又加上自備衣食的限製，往往選擇了逃跑。
由此可知，漢初的經濟凋敝，全在於政府的無能為力與無法作為。經濟凋敝下，帝國政府工作人員又大興土木，可謂勞民傷財之極。
高祖皇帝登基之初，丞相蕭何就已經在長安城大建未央宮，從而開啟了西漢大興土木之先河。即使有人認為這是蕭何為了讓高祖皇帝定都長安而為的一時權宜之計。但此後的太上皇墓萬年陵的修建、高祖皇帝家鄉豐縣的修建，的確已讓帝國財政無法支撐。
“與民休息”的思想在高祖時代並沒有得到貫徹，相反，在帝國初年，“折騰”倒成了帝國特色。高祖皇帝的“折騰”有目共睹。熟悉中藥的人大概都知道中藥是如何對病人起作用的，單純地一種中藥不可能做到藥到病除，即使是最低級的中醫都明白，想藥到病除，就必須百藥齊下，放在一個鍋裏用火煎熬。當藥一旦熬成湯，先放在鍋裏作為藥的花草樹根就沒有任何用處了，它們的下場自然是被棄之陰溝。
曆史學家認為，帝製時代的開國帝王從高祖皇帝起就發現並實踐了這一“熬中藥規則”，無論是皇帝還是臣子，都必須按這一規則進行遊戲。從史學角度言，這就是所謂的“狡兔死，走狗烹”。高祖皇帝不得不遵循規則，所以，必須的“折騰”就無可避免了。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初，高祖皇帝擊敗了造反的淮南王，帶著箭傷返回長安。這是他最後一次親征造反的諸侯王，因為四個月後，他將永遠地離開人間。在路過他第二故鄉沛縣時，“衣錦還鄉”的思想開始萌動，又或是箭傷與旅途勞頓的折磨，他堅決要住下來。並傳出旨意，要與家鄉父老同樂。這一年，已六十二歲高齡的高祖皇帝並沒有因為年齡問題而使他與鄉親們歡宴談笑的興致減少。他找來家鄉所有的人，擺下酒，放倒數口豬，宰掉數隻羊，所有花銷都算在他賬上。就是當年欠下的許多酒錢，他也數倍奉還。在玩樂了十多天後，他準備走了，但他的那些鄉親們堅決不讓他走，高祖皇帝隻好又在路上搭起帳篷，痛飲三日。
中國人的鄉土觀念可謂根深蒂固，如果一個人在外取得成績後不榮歸故裏，那就等於當初的那位霸王項羽所說的：“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
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還鄉”情結，使得許多做出成績的中國人回到家鄉後不僅僅是吃喝玩樂，理所當然，作為取得了天下這樣大成績的高祖當然不僅是跟鄉親們吃喝那麼簡單了。
他先是組織了—個一百二十人的少兒合唱團，並親自寫下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詞，在歌唱時，他擊築並親自領唱完後，突然放聲大哭，哭完，又跳起舞蹈。最後，傾吐了對故鄉的深情：“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衣錦還鄉，自然要作威作福一番，高祖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他大肆報複了豐邑背叛他的積怨。本來，高祖祖居豐邑，後來遷居沛邑。起事後，他自立為沛公，領兵攻占豐邑，讓雍齒留守，雍齒卻叛歸魏國。因此，榮歸故裏時，他免除了沛邑的賦稅，卻不肯給豐邑同樣的待遇。與其說這是報複，倒不如說這是他在老家顯示自己皇帝的權威。
高祖還鄉大概是漢初政局的一個縮寫，這倒並非因為他的吃喝與炫耀，而是他的那首《大風》，從文學角度來講，這首隻有三句的歌詞足可以立足於中國文學之林。高祖皇帝根本就不是文士的料，他能寫出《大風》，隻是在特定環境裏，他的主觀內心與客觀現實猛烈撞擊下真情滾湧而下的宣泄。我們大概還記得項羽臨死前寫下的那首《垓下》，這兩首歌都是兩個武夫的非凡人生曆程行將結束時，對眼前處境的強烈體驗以及瞻念前景所生的憂患與困惑。
有人說，高祖皇帝的《大風》是一首勝利者之歌，如果仔細品味其中的內蘊，就會發現，這首歌其實是一支勝利者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