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幾乎所有的政治見解都是在擔任太中大夫時所提出來的，這些提出來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在政府裏的受攻擊麵。事實上，即使賈誼沒有後來提出的那些針對政府臣子的政治觀點，他在這個時候受到攻擊的概率也是相當高的。我們這個帝國的大多數政府官員還是高祖時代的臣子，他們披荊斬棘，為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如今坐在龍椅上的文帝，自然也是他們功勞的一部分。即使他們自己不會把自己高傲地居於功臣的位置上，文帝也不可能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確切地說，文帝初期的帝國政府，還是一個開國元老所主持的政府，功勳即使不是衡量他們的唯一標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在這個集團中，沒有一位是僅靠幾個提議就站在朝堂之上的。賈誼本是草民，無功無勞，卻得到超常升遷，其所引起眾大臣的嫉妒在所難免。然而，賈誼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以為政府是皇帝的，隻需要得到皇帝的認可，其前途將是無限大好的。對政治的幼稚見解，導致了他的猛衝猛撞，由此所引發出來的後果實讓人不忍目睹。
人類的本性可以同情甚至是原諒弱者，但對強者卻是分外的刻薄。賈誼當初是博士時，其所提出的建議並沒有人反對，但當他成為太中大夫後，其所提出的建議即使沒有攻擊眾大臣的言論，大臣們也不會輕易就放過他了。尤讓人感到氣憤的是，在朝堂之上，賈誼獨霸了話語權，那些把自己看成是帝國政府支柱的元老們根本就沒有發言的機會。
賈誼認為，這些元老的不發言是因為他們無言可發。賈誼才二十歲，用了十八年時間讀書，隻用了兩年時間來參與政治，根本對政治沒有任何體會。這就是他性格上最致命的缺點，自以為是。
一個人一旦自以為是，天下事似乎都在他眼光之內，都在他的分析之內，也都在他的可控可解決之內。於是，就有了《治安策》這樣的大題目。在這篇上疏的一開頭，他就劈頭來了這麼一段：“臣竊惟事勢，可為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因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製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
在賈誼看來，文帝時代雖然離開國已經二十多年，但國家仍舊危機四伏，當時的局勢猶如置身於底部已經起火的積薪之上，危險萬分。“可為痛哭者”是說諸侯王勢力強大，威脅長安政權；“可為流涕者”是說匈奴邊患；“可為長太息者”是說當時禮製混亂，君不君、臣不臣。
無疑，賈誼具備了敏銳的目光，他所說的這三點的確是社會潛在的危機。可是，他不明白的一點是，政治解決的所有問題都是顯現出來的危機。也就是說，在帝國的許多政治家看來，這些問題雖然存在，但絕不至於到了他所謂的岌岌可危的地步。
前麵我們談過，帝國發展到了文帝時期，已經是曆史上少有的社會安定時期，可賈誼為什麼要這樣說呢？賈誼的家鄉洛陽出生過太多的縱橫之士，這些先人或多或少地給賈誼一定的影響。這些縱橫之士大都以誇飾的文風來誇大事實，從而聳人聽聞，以引起君主的關注。一旦被君主關注，其目的即達成。當然，在春秋戰國時代，這樣的縱橫家大都被君主所關注，原因就在於，戰國時代戰爭頻繁，各國君主都有一種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覺，刻意的聳人聽聞的言論很容易撼動這些君王。而戰國縱橫家大多數都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也跟戰國時期國家林立有關。縱橫家的回旋餘地很大，此處不賞識，自有賞識處。
年輕的賈誼因為閱曆的淺薄，所以他看不到這一點，他隻是覺得幾百年來風行的縱橫術在任何時代都能取得效果的。而他麵前的這個國家卻是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整個中原隻有這一個國家，賈誼心高氣傲，絕不會去諸侯國兜售他的這些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