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認為他分析得很對，就希望他能拿出一個計策來。袁盎讓景帝屏退左右，晁錯在！但袁盎不可能讓晁錯在，仍舊要求景帝屏退左右。然後把他對時勢的分析與晁錯的恩怨交織在一起，傳遞給了景帝。
晁錯在退避到東廂房的時候，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始終想要將其置於死地的袁盎正在欲把他置於死地。而且，是一擊必中。
袁盎說：“吳楚兩國在起兵前曾互相通信，談到高皇帝封子弟為王，每人都有封地，而今賊臣晁錯擅自貶斥諸侯，削奪諸侯土地，所以起兵造反，想向西進軍誅殺晁錯，恢複原有封地才作罷。當今的對策隻有把晁錯殺了，派出使者赦免吳楚七國之罪，恢複他們原有的封地，那麼兵不血刃而七國自會退去。”
景帝陷入了沉思，這種方法是否有效先放在一邊，單就殺晁錯這一事情上，景帝就很不好意思動手。晁錯跟隨他多年，與他已經不僅僅是君臣之交。晁錯的才幹與能力即使不能成為上等，也是中上。帝國這個時候需要這樣的人，然而，皇帝的寶座永遠都是第一位的，他最終還是吐出了下麵的話：“不知他們是否有誠意？我是不會因為愛一個人而得罪天下人的。”
袁盎沒有說吳楚是否有誠意，其實，這個時候的他最大的想法就是除掉晁錯。至於殺掉晁錯後，吳楚是否會退兵，他沒有太大的把握。所以，他給景帝的回答是：“這隻是我的意見，請皇上深思。”
景帝在深思良久後，任命了袁盎為太常，讓他秘密收拾行裝準備前往吳王處。晁錯就在這件事情的十幾天後被處死。
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那麼簡單，君讓臣死，臣就必須去死。然而，晁錯的死卻絕不是這樣簡單，他是被騙到大街上被皇帝殺死的。景帝沒有見他，或許是愧疚而羞於見他，又或許是，所有的一切感情在君與臣之間都是淡如清水的。景帝不過是將這碗水潑出去而已。
景帝的陰狠毒辣，曆史記載頗少。單就從他用棋盤打死吳王太子一事上就能看出，這是一個什麼惡毒之事都可以做得出來的皇帝。他的陰狠毒辣之所以沒有在帝國曆史上成為一道帷幕，全在於他沒有機會實施這種毒辣，全在於為尊者諱的傳統隱藏了他的陰狠。
晁錯之死如果不是他這種做事風格的明證，那至少也讓我們明白了，帝王根本就不是常人，他們需要反複無常，為了自己的帝位，他們早已把自己訓練成了反複無常的代名詞。
二
晁錯當初深研申、商法家之術，後又從一位高人學習《尚書》，其對《尚書》的精研在帝國曆史上恐怕無人能及，從這一點而言，晁錯應該是一位兼采儒法的文學之士。早在文帝時代，晁錯就以才學見識受到皇帝的重視，並任命他為太子舍人、門大夫與太子家令。因其才智過人而深得時為太子的景帝的賞識，每每以“智囊”稱之。後來，應文帝的召喚對策，以成績優異而被提為中大夫。
或許就是在這個時期，晁錯已經開始了他的政治主張，他曾多次上書文帝，建議削藩以及變更法令。但文帝並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卻也沒有責怪他，甚至有時候很為他的奇才而感動。可是，晁錯的屢屢上疏，卻讓很多大臣對其側目，在整個大臣群體中，他幾乎沒有一個朋友，這和他“峭直刻深”的性格有一點關係，但真正讓臣子們對其不懷好感的還是他屢屢所要求的變更法令。
大漢帝國並不是一個開創性的帝國，自高祖皇帝登極以來，帝國的諸多法令始終是效仿秦朝。直到呂後垂簾，才多有變更。然而，帝國的丞相們不敢於進取，不敢於將諸多法令付之實踐。“蕭規曹隨”的故事無非是一種自慰，蕭何所規定的法令無非是秦朝法令的一個小小的模樣上的改變，曹參當初應對惠帝的那一席話也不過是為自己的無能而開脫。帝國初期，沒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大臣將祖宗時代就已存在的法令擅自修改。不是他們沒有這種想法，而是他們的確沒有這種能力。
晁錯無疑是個另類，其性格上的勇於進取與對現實的穿透力讓他對帝國的現狀表示出了巨大的擔心。但即使是這樣一位勇猛的改革者，也絲毫沒有在帝國行政上實施他的抱負，直到他死，帝國的大多數法令仍舊是高祖時代的那一套。
晁錯無疑是聰明的，當他看到一係列法令變更步履維艱時，他繞開了這些煩瑣的法令，並把自己拉到了一個製高點，以此來逐步地實現他的政治理想。
有時候，懂得轉彎，懂得換一個角度來考慮與處理問題是一個人所以能成就大事的可靠保障。晁錯無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文帝十三年早春二月，文帝親自到郊外耕田植桑。“皇帝親耕”是帝國的一種創見，是帝國為了發展經濟，從而提倡農事而采用的一種儀式。這種儀式是莊重而又具備幽默感的。作為皇帝，要學習農人拿起鋤頭，在地上翻動幾下，以表示今年豐收，同時鼓勵人民勤事農桑。
如果刻意地將這一儀式歸類，那麼，它應該屬於晁錯的法家思想。法家之流認為，一個國家要鞏固政權，必須要發展經濟，因為沒有鞏固的經濟作為基礎，任何政權都是維持不住的，而作為以農業為主的漢帝國，發展經濟就必須要重視農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