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強化中央集權自武帝開其端，後繼的曆代統治者在這上麵逐漸強化，尤其是明清，將這種政治推向了極致，自然也就推向了深淵。其所造成的結果造就了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模式，因而兩千年後，推翻清朝的革命者們想要建立民主政治難於上青天，所付出的代價也特別沉重。自然，這隻是武帝致命的錯誤之一。他還有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獨尊儒術。
四
提到儒學，就不得不提董仲舒，毫不誇張地說，他是一個上繼孔子下開朱熹的裏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他才使中國的儒學成為統治思想，其對後世產生的影響之深遠是有目共睹的。
董仲舒在漢帝國的曆史上早已經不是平凡人，他在景帝時代就已經被任命為博士，以此來表彰他的博學。此人所以在景帝時代沒有脫穎而出，全是因為景帝始終在執行無為思想，作為儒學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毫無施展之地。而到了武帝時代，他的機會才算到來。建元元年十月，武帝下詔讓諸侯王們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的人進長安城，這自然是武帝為了日後建立中朝而提前做的熱身，就是在這一次普通的帝國行為中，董仲舒被武帝從眾人之中挑選出來。
武帝這個時候事實上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隻是知道這個帝國發展到今天，必須要進行一係列改變。而至於怎麼改變，這就是他向董仲舒所提出的問題。如何讓一個帝國變得更加強大，如何讓帝國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武帝的希望無非如此。董仲舒給出的回答就是我們今天常聽到的“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看來，一個帝國的領導人最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說一定要讓天下人知道和明白，統治他們的這個帝國的皇帝和帝國都是合法的。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安心為這個帝國效犬馬之勞，不能有別的任何想法。如何讓天下人認為漢帝國具有合法性，董仲舒提出了新王改製。所謂新王改製，就是在一個王朝建立後，帝國的開國皇帝必須要改製。改製有兩條內容，第一個改正間朔，也就是要修改曆法；第二個內容是易服色，也就是每個王朝所崇尚的顏色，秦帝國崇尚黑色，那麼漢帝國就必須要改變崇尚黑色，而選取另一種顏色。
董仲舒在帝國已經建立了60多年後才提出，實在是這個帝國的苦衷之一。開國皇帝高祖即使有這樣的認識，恐怕也沒有這樣的時間，接下來的幾位帝國皇帝，大都在執行無為國策，他們似乎對一個帝國還沒有最清晰的認識，無論是改革家呂後，還是守成之君文景二帝，他們都把著眼點放在了經濟建設與諸侯王的問題上。倘若董仲舒真的在60年前提出，恐怕這種想法也不會得到執政者的認可。武帝所以會認可，是因為董仲舒提出了一個帝國最致命的弱點，在60年來，匈奴人的不斷騷擾和諸侯王們的潛在威脅，都或多或少地對長安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這自然無需多說，即使高祖皇帝用了7年時間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然而“皇帝”一詞在中華大地上才出現了不到30年的時間。夏商周三代的國王製始終還縈繞在那時的人們頭腦中，我們完全可以從秦始皇身上找到這種痕跡。在秦始皇的皇帝生涯中，他多次被人行刺，多次受到最惡毒的詛咒，恐怕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暴政，還因為“皇帝”不被天下人的重視。高祖皇帝在稱帝後，異姓諸侯的造反風潮雖然有高祖皇帝的陰謀推動，但異姓諸侯主動造反的並不少見，英布在高祖麵前就敢理直氣壯地笑著說出“我也想當皇帝”的話來。呂後的被匈奴單於侮辱以及文景二帝在位時吳王與周氏父子對皇帝的大不以為然，這個帝國皇帝的合法性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挑戰。武帝是不希望這種挑戰的，所以，他很高興地接受了董仲舒這一建議。但武帝所以真心實意的接受，還因為，這種“正名”方式不但可以證明帝國以及帝國皇帝合法性，還可以預防一些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想法。既然這個帝國是合法的，所有的皇帝也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許以任何理由來推翻這一合法性。在這一問題上，董仲舒看重的是帝王的正名，而武帝看重的則是對不可知的想要對帝國挑釁的群體的預防。
當武帝正要舒出一口氣的時候，董仲舒又提出了這樣一條，既然大漢帝國是合法的，那麼，皇帝的權力就是神授予的。而皇帝的權力不能無限大，在使用權力的時候必要照顧到天，天可以讓皇帝失去合法性。這不僅僅是告誡，十足地已經成為警告。然而，董仲舒的這一提議幾乎就被武帝後來所有的皇帝在行動上否定了。他們大權在握時，智者隻是略略提到天，昏庸者往往把天放到了一邊。確切地說，董仲舒仍舊是希望用儒家的那套神鬼思想來對皇帝的權力進行控製，可惜的是，人性中往往都希望天給的放縱，而不喜歡天給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