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年正月，乾隆帝正式下達了進軍回疆，平息叛亂的命令。月，清廷命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率兵萬人從吐魯番西進，由焉耆、輪台，西攻庫車。庫車是南疆的門戶。
大、小和卓木聞知庫車被圍，立即從阿克蘇率鳥槍兵數千東越沙漠，前往增援。月十日，其先頭部隊千餘人在庫車以東的雅卡阿裏克與清軍遭遇，被悉數殲滅。清軍乘勝進擊，又在鄂根河邊擊敗叛軍，殺其200人，使1600人被逼溺死水中，並截斷其餘叛軍歸路。大、小和卓木隻得率殘部乘隙衝入城中，勢成甕中之鱉。由於靖逆將軍雅哈善和副都統順德納再貽誤時機，大小和卓木得以乘夜出逃。兆惠決定先消滅城外之敵，於是，派兵從東西兩麵夾擊溝下伏兵，自率中軍向前衝擊。首戰即奪其高台，將回兵擊退城中。小和卓木見況，次指揮騎兵出城爭奪有利地形，次均被擊敗，隻好據城堅守。兆惠自知清軍人數較少，無力攻城，即在城東黑水（葉爾羌河）對岸築壘為營，又派副都統愛隆阿率部兵力前往堵截喀什噶爾方向的敵援兵，派部兵力往城南沿途要隘關卡設伏。
十月十日，為補充軍需，兆惠留少數兵力守黑水營，自率官兵千餘人欲渡河襲擊小和卓木英峨奇盤山牧場。不料，當他率500官兵剛過河，河橋突然斷落，將清軍截為兩部。這時城內叛軍兩萬人乘機出城猛撲過來。在異常不利的形勢下，清軍奮勇應戰，擊退多次進攻，但終因眾寡懸殊而陷入重圍。兆惠見對岸清軍無法相救，隻得命清軍且戰且退，浮水回營。在激戰中，清軍殺死回兵多人，但自身也傷亡慘重，總兵高天喜等百餘名將士戰死，兆惠本人也多處負傷。兆惠率殘部突圍後，隻得退守黑水營，並向駐烏魯木齊的定邊副將軍富德求救。
大、小和卓木乘勢率叛軍萬餘人將黑水營團團包圍。清軍堅守3個月，傷亡甚眾，但叛軍始終未能拿下黑水營。
清將富德得知兆惠被圍，納木劄蘭戰死，急率所部3500餘人，從烏魯木齊冒雪赴援。
大、小和卓木聞知救援清兵將至，麵集中主力猛攻被圍的兆惠營寨，麵親率5000精騎迎擊救援清兵。當富德率援軍進至距黑水營20裏的蓋麥堤時，與前來阻截的叛軍發生激戰。兆惠在營中見叛軍攻勢日減，又聽到北邊炮響，知援兵已到，立即發起反擊。與援軍內外夾攻，終於擊破敵圍。隨後，清軍撤出黑水營，北返阿克蘇，等待後續援軍。
同年月，新疆各地清軍大都集中於阿克蘇。兆惠決定分兵兩路前往平叛。富德率騎兵1.5萬由和闐取葉爾羌，自率兵2萬圍攻喀什噶爾。這時大、小和卓木均在葉爾羌城，聽說清軍分兩路來攻，所到之處皆不戰而降，知大勢已去，無心再戰。倉皇率回兵萬餘，攜家眷財物，棄城南逃。清軍路追擊，擒殺甚眾。叛軍紛紛請降。大、小和卓木見眾叛親離，隻好率少數親信逃往巴達克山國。巴達克山國國王迫於清軍壓力，又恐大、小和卓木襲奪其國，遂將大、小和卓木擒殺。至此，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戰取得最後勝利。
平定張格爾叛亂張格爾，本叫誌汗吉爾，是乾隆時被鎮壓的叛亂頭子大和卓木布那敦的第個孫子，從小在浩罕國長大。那時，英國殖民者已經占領西亞各國，因此，張格爾自幼受到英國殖民者的訓練。英國屢欲通商，“天朝”不肯大開宗門，於是，唆使張格爾反清，妄圖從新疆南部獲得地盤；浩罕國王也想向東發展，得到南疆些地方；張格爾則想為祖宗複仇，於是方勾結很緊，蠢蠢欲動。恰好嘉慶末年，清朝派駐南疆各城的統領大臣，與士官們橫征暴斂、無惡無作，駐在喀什噶爾的參讚大臣斌靜，更是慫家丁大肆苛索，並出漁獵女子，因此，南疆人民怨聲載道。於是，素以“誦經祈福”活動於南疆各地人民中的張格爾，在英國、浩罕國侵略勢力的支持下，利用了人民對清朝駐將統治的不滿，在嘉慶十年（1820年）據那林河源發動了叛亂，攻打喀什噶爾邊境。
道光年（1826年）月，張格爾的叛軍攻到喀什噶爾附近，清軍統帥慶祥命軍士500去偷襲，被張偵知，張避其鋒而絕其後路，然後，前後夾擊，舉將清軍殲滅，進圍喀什噶爾城。城中清軍糧秣已盡，煮皮革充饑，堅持到月，到底被張格爾攻破了城，慶祥自縊而死。張格爾在浩罕軍的支持下，不久，又攻下英吉沙爾、葉爾羌（薩車縣東）以及和闐。但是，張格爾在喀什噶爾城不僅殺了守兵6000人，而且大殺黑山黨人，又大毀官廳民房，因而，南疆人民已經開始識破了他的野心，不甚積極支持他了。他和浩罕國軍，也因為分贓之事發生了矛盾，浩罕的萬人大軍也已撤走。而清朝派出的長齡（揚威將軍）、楊遇春（陝甘總督）、武隆阿（山東巡撫）以及提督楊芳等率領的2.2萬步、騎大軍，卻在道光年（1827年）月日從阿克蘇城向他撲來了。
月十日，清軍大敗張格爾於洋阿巴特沙漠。十日，十日，清軍又連續在紗布都爾葦湖樹林地帶，和渾河北岸大敗張格爾叛軍。張的外甥和浩罕的兩員將領被擒。清軍於月十日收複喀什噶爾城，隨後又收複了莫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張格爾西逃。
張格爾僅率30騎西逃，被布魯特部落誘擒以獻。
道光十年（1830年），浩罕國不僅拒不遣送張格爾的眷屬，而且，派將官扶植張格爾之兄摩訶末玉素普率領逃亡人等前來搗亂，清將麻痹，因而，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被圍，第年方解。
道光十年（1847年），張格爾的子弟加他漢等又發動叛亂，未幾，也被平定。
清政府統天山南北兩端以後，於天山北路的伊犁設將軍、烏魯木齊設都統，巴裏坤設領隊大臣、率兵駐守。於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設參讚大臣，節製各城。各城設立別克，由維吾爾人擔任，伯克俱照內地官製，不準世襲。天山南北諸機構及各地諸軍總隸於伊犁將軍。這樣清政府大大加強了對新疆地區的管轄。
乾隆盛世清朝經過雍正、乾隆兩代皇帝之後，社會經濟又有了長足的發展。
明朝崇禎時期（1628——1644年），全國耕地最大麵積是783.7萬多頃，乾隆十年（1766年），據不精確的統計，耕地麵積即已差不多達到這個數字，到嘉慶十年（1812年），竟超過了這個數字。人口方麵，順治末年，全國人口統計數字還不到200萬（其中也有隱瞞的），而乾隆末年則達到了3億！國家賦稅收入：順治末年，國家歲征銀2150萬兩，糧640多萬石；而乾隆末年，歲征銀則達到2990餘萬兩，糧更達到830多萬石了。
早先，糧食主要產地是東南的江浙地區，雍正、乾隆時，“蘇、湖（太湖地區）熟，天下足”的局麵，已為“湖、廣熟，天下足”的局麵所代替。湖南、川、江西、湖北這些省份，畝產高時可達石甚至石。長江南以，兩季稻已開始普遍有了；北方的天津地區，也成了魚米之鄉。雍正時期，河北省的稻田，已有了6000多頃。高產作用，普遍推廣種植：陝西南部，漫山遍穀都種的玉米；河南、山東，也種起了薯瓜。到乾隆末年，薯秧也不必從南方運來了。乾隆十年（1785年），福建閩縣有個80多歲的老農叫陳世元的，竟帶了薯種、孫仆，到河南、山東指導人們育秧、栽種，朝廷還給他賞了個“舉人”的職銜！
向人煙稀少的川、陝、楚交界處的南巴老林地區，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區，成千上萬的流民披荊斬棘而入，開荒種糧，並從事鐵、木、紙、炭等手工業的生產。氣候較冷的京畿帶，也有不少“地窖”和“火室”，寒冬臘月，已能自產韭黃、黃瓜之類的青菜了。
糧產的增加，使經濟作物的種植增加了。江蘇的蘇、鬆、寧地區，浙江的湖州地區，到處是桑樹成蔭，蓊鬱片。烏程、石門、桐鄉、海鹽等縣和杭州帶，極目遠眺，綠雲如海，側耳傾聽，剪聲如濤。棉花，宋、元時期，從海南島傳入江南各地，到清朝雍、乾年間，長江角洲、沿海地區，以及河南孟縣、內黃縣，河北保定地區，到處都是棉田。“嘉定縣，近海邊，不產米，多種棉。”——這歌謠，反映了乾隆末年江南許多地方植棉爭利的盛況。黃蒂、穰蒂、紫花等等，都是棉花的新品種；秋收時節，蜂積蟻聚、紛紛趕來棉區“坐莊”收購的，盡是遠近各地的棉商。上海的花（棉花）市，天剛破曉就人聲鼎沸；保定的棉區，商販們的牛車也絡繹不絕。而那堆堆的棉花，高聳如山，色白如雪。煙草，大約在明宗時傳入中國（主要在福建先種，崇禎年間才擴種於江、浙帶），名“相思草”，滿名“淡巴菰”。康熙末年，北方普遍種植，而乾隆時期，文人士子，也開始普遍吸用了。福建、浙江、安徽、山東、河北、陝西，種煙的到處都有；而山東濟寧城家煙鋪，竟有工人4000多名！湖南衡陽府造的“的煙”，馳名全國；江西玉山縣造的煙絲，在大江南北也享有極高的聲譽。
糧食與經濟作物的增產，為手工業和商業的大發展創造了前提。南京的級機已有3萬台，它們般都由132個部件構成，所牽引的經線，般都達到9000多根，多的甚至達到1.7萬根。南京的緞子，供宮中用的有花緞、錦緞、閃緞、裝花、暗花、絲等等；供民間用的則有頭號、號、號、絲、冒頭、靴素等等，真是“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
杭州的絲織，是絲錦、剪絨、綾、羅、紗、絹、綢、盵絲等等什麼都有；鬆江的棉織，也扣布、稀布、飛花布、梭布、斜紋布、藥斑布、紫花布、剪絨毯等等樣樣俱全。陶瓷業，不僅窯數增多，而且規模更大。乾隆時，景德鎮是“工匠來方，器成天下走”，鎮大小10多平方裏，匠工幾十萬，瓷窯百區，煙火終歲相望，入得鎮裏，處轟鳴，故被稱為“時雷電鎮”。窯內分工更精：匠作有陶土、拉坯、印坯、旋坯、畫坯、抬坯、裝坯、舂灰、合釉、上釉、滿掇、燒窯、開窯之別，而燒窯工又有個工程，畫坯工也有畫工、染工的細別。粉彩、琺琅彩更臻完美，釉色也有粉青、郎窯紅、鬆石綠、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礦業方麵，乾隆十年（1783年）已有313處（不包括偷采的在內）。雲南銅產，每年多達千餘萬斤，民廠大者萬人，小者也有工人幾千。廣東，鐵爐起，高者丈尺，爐後有兩扇門式鼓風設備，還有機車把礦石、焦炭飛擲入爐，每爐每晝夜可出鐵12次，每次即出鐵300多斤。大爐，環爐300多家人手，運礦石或產品，用牛200頭、船50隻。隻佛山鎮處，炒鐵爐即有數十家，鑄鐵爐即有百餘家，晝夜冶煉，火光衝天，其產品廣銷各地。川的鹽井，雍正年（1730年）增至5939眼，而到乾隆十年（1758年）更發展到8307眼了，井深達幾十丈，甚至幾百丈，每個大鹽廠都有幾十萬兩的資本。鹽廠的分工也很精細，有司井、司牛、司車、司篾、司梆、司槽、司鍋、司火、司飯、司草等各種不同性質的工種。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更促進了商業的發展。乾隆時期，出現了經營彙兌、存款、信貸的票號商，這些票商（以山西人為最多），具有巨額的資金，因而，甚至為官府代解錢糧、存支官款、貸給官款。此時，最富的商人，還有鹽商和行商（所謂廣東十行）。行商壟斷的資金多達幾千萬兩。盡管這些人大都是官商或官員，其經營的業務也沒超過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範圍，但也有些商業資本被投到手工業生產中，轉化為最初的工業資本。
工商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城市的繁榮。“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就出現在清朝的鼎盛時期。乾隆十年（1751年），弘曆南巡，到蘇州時，吳縣閶門專諸巷有個畫畫的叫徐揚，向乾隆皇帝獻了畫。乾隆皇帝很高興，讓他入了畫院，後又賜他“舉人”銜名，官至內閣中書。乾隆十年（1759年），此人更以蘇州為模特，畫了卷《盛世滋生圖》。這卷畫，形象而真實地記錄了從蘇州城西25裏的靈岩山起，到城西北裏的虎丘山止的整個蘇州市的繁華實況。在這卷長達10公尺、寬僅36公分的畫麵上，竟展現出1.2萬人，大小船隻400隻，有招牌的店鋪230多家，50多個行業中，還有兩家“洋貨行”；14家絲綢業中，最大1家竟有7個門麵！店鋪之外，還有蜂攢蟻集的小販。商品，除本地產品之外，還有山東、江蘇、浙江、江西、福建、貴州、雲南、川、廣東等省的特產。虎丘的涼席，當地的盆景，金華的火腿，南京的板鴨，寧波的淡鯗，以及川、廣、雲、貴的雜貨，統統陳現於觀者的眼前！的確，此畫絕非誇張：乾隆時期，蘇州城的人口已不下50萬，合郊區的更不下100萬了！東城的習織之家，不下萬餘；閶門之外，踹坊就有百處；盤門、葑門等處，也是“萬家燈火”。揚州，到乾隆年間，市民、商賈也不下數十萬人。
大的鹽商，衣屋華靡，竟將金錢珠寶視為泥沙。大商人江春，在大虹園裏，夜就修成了座白塔！南京，乾隆時也發展到了十萬人，除了前麵提到的江綢、貢緞名甲天下，書坊、扇市更獨享盛名。燈影裏的秦淮河，槳聲不斷；歌舞中的茶肆酒樓，歡聲不絕。廣州，已被稱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了。在這裏，已有幾十個單位與外國貿易，貿易額增加速度亦很驚人：乾隆十年（1749年），洋船隻有18艘，而到十年（1789年），洋船已有83艘；乾隆十年（1775年），出口的茶葉隻有1600餘萬磅，而到十年（1785年），出口的茶葉，已達2800萬磅了。乾隆中葉雖曾限製出口，但出口的生絲仍有十萬斤，而乾隆十年（1792年），清朝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法國、荷蘭、西班牙、丹麥、瑞典等）的貿易，竟出超240多萬兩。乾隆年間，長江沿岸的無錫、鎮江和漢口，被人譽為“布碼頭”、“銀碼頭”和“船碼頭”。此時的漢口，已成長江中遊最大的糧、鹽、布、木材、藥材等商品的集散地，人煙數十裏，賈戶數千家，貨寶奇珍在此集聚，千檣萬舶在此停泊。乾隆末年，次大火燒毀的糧船、客船，即達千隻！乾隆年間，運河兩岸的淮安、清江浦、臨清、濟寧等鎮，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清初的清江浦，才3萬多人，乾隆時，已增加到了54萬。此時，廈門“不減通都大邑之風”，佛山也成了“嶺南大都會”，乾嘉之間，這個“大都會”，光大小街巷，就有622條之多！至於北京，那就更是全國貿易的中心了：東北的人參、貂皮，西藏的紅花、藏香，新疆的氈毯，蒙古的裘褐，以及雲貴的藥材，都出現在這裏的市場上；安定門外的“外館”，城內禦河西岸的“裏館”，隨時迎送著遠道而來的蒙古客商。
戴名世《南山集》
康熙十年（1711年）十月十日，清廷都察院左都禦史趙申喬向皇帝奏了本，參劾當朝名士、現任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康熙閱疏後，諭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刑部在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本叫《南山集偶鈔》的書中查出，《與餘生書》文內錄寫南明王年號，並將南明政權與偏居川中的蜀漢，退守崖州的南宋相提並論；《與弟子倪生書》文內提到清朝開端應是康熙元年，順治不得為正統，“悖逆”之言處處可見。康熙驚怒，刑部遂以“大逆”定罪，擬將戴名世淩遲處死，其代以內男性直係親屬年16歲以上者俱擬立斬，15歲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姐妹媳等發邊或給功臣家為奴，為《南山集》作序的名士汪灝、方苞等處以絞刑。又因《與餘生書》中提及順治朝弘文院侍讀學士方孝標《滇黔紀聞》內載永曆年號，牽連方氏宗族，並問罪。此案牽連入獄者300餘眾，朝野震動！這又是樁與康熙初年莊氏《明史》案相抵的文字大獄。
然而，此案最後的處理結果卻頗出人意料。十年（1713年）月，康熙在其60壽辰前夕，下詔“法外施仁”：“戴名世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方登峰、方雲旅、方世樵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充發黑龍江。此案內幹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據此判決，隻斬戴名世人，並未罪及其家人。方孝標已死，剖棺坐屍，其家人免死充邊。汪灝、方苞等從寬免罪，入旗。這樣的結局，較之“輔臣”之時莊氏《明史》案的“殺戒大開”的殘酷來，自然算得上是“寬厚”，然而在性質上卻並無異樣，都是屬於罰不當罪，有意識的小題大做，其目的是給懷有反清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個暴力的威脅。不過，康熙此舉，卻為他博得了“秉性寬大”的好名聲。
雍正“砍頭”雍正年間，文字獄案件比康熙時代增多了。雍正帝即位的頭幾年，同他的兄弟允盰、允礻是、允礻唐等諸王，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爭，允礻是遭降爵禁錮，允盰和允礻唐被廢為庶人，死於禁所，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十分尖銳。凡是對皇帝本人或對朝廷政事表示不滿，或有所議論，就會被看作“非議朝政”、“謗訕君上”，甚至被加上“黨附奸惡”、蓄謀叛亂的罪名。所以，在這個時期，文字獄往往成為皇帝用以排除異己的種手段。
雍正年（1726年），查嗣庭擔任江西省考官，他出了道考題，叫做“維民所止”。
這本來是《詩經》裏的句話，有人卻向皇帝報告說，“維”、“止”字正是“雍正”字去掉上半截，豈不是暗示要砍皇帝的頭嗎？這說，引起雍正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這個考官逮捕入獄。後來雍正擔心光憑這點定罪，人們會說查嗣庭出於無心，於是下令查抄他的日記，找出許多被認為是“謗訕聖祖（康熙）”、非議朝政的罪證，並且說他“趨附”奸臣隆科多，因而定了“大逆不道”的罪。查嗣庭病死在監獄裏，可是皇帝還不甘心，下令將他戮屍梟首，他的兒子也被處斬，他的哥哥和侄兒被流放到3000裏外的地方去。
曾靜呂留良案雍正年（1728年）月，湖南生員曾靜遣弟子張熙赴西安投書川陝總督嶽鍾琪，聲言“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並列舉了雍正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策動其舉事反清。孰料這位傳說中的嶽飛十世孫卻是個清王朝的忠心無之臣，曾靜、張熙被執入獄。窮治主使之下，查出曾靜的反清思想源自已故的理學大師呂留良的著作，查出對雍正的指責來於已被鎮壓的雍正諸弟胤盰、胤礻唐的餘黨之口。於是，“極猜忌，刻薄而又十分雄摯”的雍正皇帝決意大興此獄：徹底清除潛藏於世的漢族排滿反清思想，並借此良機對威脅其皇位的胤盰、胤礻唐集團的殘餘力量給以毀滅性的打擊。
然而，這樁清代文字獄中唯以謀反大逆罪定的“天字號”巨案，最後的處置結果卻頗出人意料：“思想犯”呂留良被剖棺戮屍，其家人、門徒或斬首或流放或為奴，律嚴懲不赦；“現行犯”曾靜、張熙免罪釋放，予以“自新之路”，雍正並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與此同時，雍正作《大義覺迷錄》，逐條批駁呂留良、曾靜指斥清王朝的“非正統”和自己的“失德”之言，不惜以萬乘之尊與人犯公開辯論，並令刊行於世以使家喻戶曉。對於呂留良所有著述亦特諭不加禁毀。此舉在封建專製時代確屬罕見，這種“自信”裏麵自有雍正鮮明的個性特點。
但是，雍正的兒子乾隆卻並不理喻乃父的這番良苦用心，反其父道而行之。即位伊始就把曾靜、張熙逮捕起來，淩遲處死。他還嚴令收繳《大義覺迷錄》，私藏者罪之。
乾隆為這翻案活動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
前後辦理雖有不同，而衷諸天理人情之至當，則未嚐不。”相較於雍正逾越常規慣例的怪僻乖張，乾隆改“攻心”為“滅身”的文化統治術，的確“辣手”得多。
屈大均詩文案屈大均，字翁山，廣東番禺人。屈是嶺南名士，詩、文俱超絕時，著有《廣東新語》、《翁山易外》、《有明朝成仁錄》、《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清兵南下廣州時，屈大均遁跡為僧，名其所為“死庵”，後奔走大江南北，結交誌士、留意山川險阻，企圖恢複，康熙十年逝世。
屈大均為富有民族氣節的誌士，所作詩文當然有不少“不平之氣”。但屈大均生前，並未因文字而坐罪，屈氏的文字之罪，卻由他的子孫後代來承擔，由此可見，清朝文網在雍正、乾隆時期的大發展。
雍正中期，曾靜、呂留良案發，文字獄進入了新的階段，文網日密，雍正編纂了《大義覺迷錄》，加強對人民思想的鉗製，尤其著重打擊反清的思想。
《大義覺迷錄》層層下發，引起了新的文字獄。此時，屈大均的兒子屈明洪正任惠來縣學教諭，奉到頒賜的《大義覺迷錄》，宣讀的時候，讀到張熙供認屈溫山集議論與逆書相合，屈溫山不就是父親屈翁山嗎？與呂留良的逆書相合，這還得了！屈明洪深知其中利害，不寒而栗，趕緊到廣東省布政司繳印，又到廣州府投監，說是：“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文詞，隻因父死時年幼無知，存留詩文及刊版在家，未曾查閱。”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檢查父親詩文，果然“亂紀悖常”，因此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
署廣東巡撫傅泰，趕緊向雍正報告，說是在書坊購得屈大均《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等，查屈大均書文中“多悖逆之詞，隱藏抑鬱不平之氣，又將前朝稱呼之處，俱空格字，以示臣民之禮”。屈大均等是：“狗彘居心”，“秉彝盡喪”，“既不知天高地厚之深恩，妄逞狼嗥犬吠之狂詞，詆毀聖朝，盜竊微名，此實複載所不容者。”傅泰說他正與布政使王士陵商量拘審屈大均之子屈明洪，屈卻來自首了。遂令布政司、按察使嚴加究審。
不久傅泰審結上報，刑部議請照大逆律將屈大均戮屍梟示，親屬照例緣坐。雍正對傅泰的所為和刑部的議決卻大不以為然，降旨說律有自首減等之條，屈明洪自行舉首，可減等論處。刑部得此旨意，將屈大均免其銼屍梟示，子孫親屬流放福建，詩文毀禁。
又過了十年，到了乾隆十年（1774年），在嚴查違礙書籍中，廣東南海、番禺兩縣又查出屈氏後人屈稔湞、屈昭泗收藏其族祖屈大均詩文。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訂閱罷屈著，覺得事情非同小可，“屈大均之肆其狂吠，罪惡昭彰，稍有人心，皆知切齒，非尋常字句違礙可比”，應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將屈大均的子孫及收藏逆書的屈稔湞、屈昭泗等斬立決。
屈大均雖然罪惡昭彰，但已死多年，收藏其書的屈稔湞、屈昭泗或粗識幾字，或大字不識，不過祖上留下，亦不知什麼玩意，見官差到來，查出犯禁的東西，早已魂飛魄散。
乾隆動了惻隱之心，止燒毀屈大均詩文，屈稔湞、屈昭泗俱不必治罪。屈氏族人這才出盡冷汗，謝恩而去。
日，乾隆翻閱屈大均詩文，見文中有“雨花台葬衣冠”之句，不覺大怒，“此等悖逆遺穢，可任其留存？”立即傳諭兩江總督高晉，確訪其處，速為創毀，毋使逆跡久留。
高晉奉旨，即派江寧藩司閔鶚元密加訪問，未得確處，接著又親赴雨花台，也沒有查到，大罵屈大均生前忽而為儒忽而為道忽而還俗，行蹤詭秘，居心叵測，死後輒在營狡窟，冀附遊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乾隆見此也隻好降旨：“既無其事，可以已耳。”
積極的還有廣東巡撫德保，他查到屈大均墳在番禺縣屬之思賢村地方，雍正時原應銼屍梟示，但雍正開恩免了，他主張“仍銼其屍，以快人心，以申國法。”
乾隆此時，已經無興趣，他懶洋洋地批道：“亦不必矣。”
從太平之君到散財童子清朝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中葉以前的恢複和發展，生產發達、國力強盛，每年收支，至少都能結餘500萬以上。康熙時，府庫存銀5000餘萬兩；雍正年（1728年），府庫存銀6000萬兩；乾隆十年（1757年），府庫存銀7000萬兩。但乾隆晚年，由於支出劇增，國庫存銀日趨拮據。即以乾隆十年（1792年）為例，國庫收入雖然隻有4359萬兩，但除去支出的3177萬兩，尚存1182萬兩。
乾隆末年，庫存卻已告匱，年剩200萬兩，遇災荒，除了變相加賦，同時大開捐納，便毫無辦法！
大量的積貯、大宗的收入，跑到哪裏去了？除了軍費、河工、宗室俸祿和官吏俸祿、養廉之外，官吏的貪汙和乾隆皇帝的鋪張浪費也是筆大消耗。
乾隆皇帝大修避暑山莊，所費億萬，大修圓明園，也不下億萬。
乾隆皇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後60大壽、70大壽、80大壽，以及乾隆皇帝本人80大壽之日，那就更是大肆揮霍之時。孝聖憲皇後60大壽時（1752年陰曆月十日），為了在頭天把她從西郊接回宮來，西華門到西直門外高梁橋之間的十幾裏，律張燈結彩、剪彩為花、鋪錦為屋，每幾十步還搭個戲台，各省臣僚、優伶畢集，南腔北調、輪番演出，色絹做高山、錫箔做湖海，壽桃個竟有幾間屋子大！廣東負責布置的那段地域，有翡翠亭，寬丈，全用孔雀尾羽為屋瓦，亭不下萬眼；湖北負責布置的那段地麵，有黃鶴樓，重簷層，牆壁全用高尺的玻璃做成；浙江則布置出湖鏡：個大圓鏡嵌在當中，麵方鑲了幾萬塊的小鏡子，鱗砌成牆，人映照，當即分現出無數的身影！
孝聖憲皇後喜歡江南風景，乾隆皇帝便在她70大壽時，在萬壽寺旁，仿江南市眀坊巷，修建了好幾裏長的街道，稱之為“蘇州街”，奉著她往來穿行。
乾隆皇帝次南巡，前次都帶了孝聖憲皇後和自己的後、妃多人。第次南巡，所帶王公大臣、章京侍衛官員、拜唐阿兵丁等，更達2500餘人之多。每次南巡，前年都派官員人等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行宮。各處行宮，不是陳列著官員們“借”來的書籍、字畫、端硯、掛屏等，就是陳放著每件費工千百的象牙雕、紫檀花梨屏座等。乾隆皇帝南巡，禦舟隻，隨行人員船隻400多隻；禦馬數10匹，隨行官兵用馬千匹，乳牛75頭，膳羊千頭，提前運到鎮江、宿遷等地；燒炭堆積在沿途岸邊，“龍須纖亻夫”便溺用的馬桶，沿途每縣都置備千萬萬個，舟過之後即毀，北返之時再置。乾隆皇帝每到地，還要對嬪妃、臣僚賜宴、行賞。從執事官兵到親王大臣，每人賞銀兩至百兩！
因此，他的南巡所費，竟差不多等於康熙皇帝南巡所費的10倍。
乾隆皇帝又次巡幸台山，次告祭曲阜，次東謁陵，兩次巡遊天津，次登賞嵩山，次遊覽正定，多次避暑熱河，加之“十全”用兵，又費軍費1.2億兩以上，乾隆十年（1782年）還增加常備兵額6萬名，歲添餉銀300萬兩，窮奢極欲、富麗堂皇，結果，成了清朝盛衰轉變的樞紐。
統治集團的腐敗是產生貪官汙吏的溫床。乾隆晚年長期重用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和王申就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大貪官。嘉慶年（1799），乾隆死後，他被嘉慶下令賜死。
從他家裏查抄的家產，估計價值銀兩8億兩之巨，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8倍，相當於清政府11年的財政收入。和王申執政期間，招權納賄，聽任文官貪贓，武官克餉，在全國官僚係統中形成了貪汙行賄、鑽營拍馬、上下勾結、互相回護的龐大關係網。各地貪汙大案層出不窮，次抄沒資產往往達數十萬之多。所謂“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正是這時期的寫照。乾隆雖也厲行懲貪，但貪汙之風有禁無止，日複日。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官列，大肆貪汙勒索，注意揮霍浪費。沉重的負擔都壓在各族人民頭上。嘉慶即位初期，雖然也曾整頓吏治，努力開創政治清明的局麵，但此時承平日久的清王朝已經是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統治階級內部爭鬥激烈，整個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吏治腐敗，軍備廢弛，土地兼並日益加劇，高額的地租和繁重的徭役讓老百姓喘不過氣來。而嘉慶帝也自覺回天無力，加入到腐朽集團的行列之中。
江河日下嘉慶十年（1820年）月日，禺頁琰北遊熱河，途中中暑，命嗚呼，次子、38歲的綿寧奉遺詔即位，改“綿寧”為“旻寧”，以明年為道光元年，是為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上台，也曾想過革新，還試圖做些節儉的樣子，褲膝破了不換新褲，打個補丁重穿，謂之“打掌”。但是，清朝的統治基礎已經腐朽，又進步信用曹振鏞（1745——1835）這個舊臣，使形勢更糟下來。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朝的大紅人，道光元年（1821年）做了武英殿大學士，權極人臣。他的門人問他為官之道，他答道：“沒有別的竅門：隻是多磕頭、少說話而已！”曹振鏞本人根本不學習，奉命評文時，卷子稍微古雅點，他就看不懂，因此，隻挑兩個破體字（詩則兩個不合平仄處），評之劣等完事。他還把這種輕巧法傳授給道光皇帝，說：“皇上您隻要指出那奏章上字體舛誤的兩處，那麼，群臣就定驚訝於您的聖明，自然不敢欺瞞什麼了。”道光皇帝信了這話，臣下諫事，往往因折中字的舛錯而受到譴責，因此，絕大多數好官，也因循苟且、畏葸柔曼、退縮瑣屑起來，各方麵的情形也因而更壞。
曹振鏞死後，道光皇帝又專信穆彰阿。有個大學士叫王鼎，管過10年戶部，又管過刑部、理過鹽政、治過河防，熟悉朝廷的內幕。天朝見時，見了穆彰阿，忍不住罵道：
“像林則徐那樣的賢良官，你為何把他發配新疆？你這樣的人，好比宋朝的秦檜、明朝的嚴嵩，眼看著天下事都將壞在你的手下了！”道光皇帝聽了，反而笑著對王鼎說：“你喝醉啦！”叫太監把王攙了出來。第天，王鼎又進諫，旻寧生了氣，王鼎竟扯著他的龍袍再諫，還是不成，王鼎羞憤已極，於是想屍諫，回到家就上吊了。穆怕朝廷知王鼎自殺，立即派了門人張芾威脅王鼎之子王伉，說：“昨天的事，皇上還在生氣。你若說你爹是自殺而死，那就不僅不會受到的典，而且你也將被終生廢棄。還是不實奏的好！”王伉於是撒謊說父親暴病而亡，把父親的遺疏藏了起來。
道光皇帝就是這樣用的臣子！因此，間或有人想出點好的主意也行不通。江蘇巡撫陶澍建議漕運由河運改為海運，寫了海運章程條，部員便給擱置起來。後來，陶澍當了兩江總督，建議改革鹽政，道光皇帝為了增加國庫收入，采納了，裁了幾個冗官、降了點成本、減了點鹽價、清了些庫款，還定了秤桶、編了船號，算是做了件好事。旻寧做了30個年頭的皇帝，活了69歲，表麵上也忙得不可開交，死前半年，還帶病上朝，臨死那天（道光十年，1850年2月25日）上午，還召見朝臣，但其實，他既無大誌，又不聽諫，政治上是個平庸之輩。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貿易清朝建立初期，曾實行海禁。統台灣以後，在1685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許外國人到廣州、漳州、雲台山（今連雲港附近）、寧波口通商。後來，由於歐美來華商人不斷在中國沿海各口進行違法活動，清政府在1757年下令封閉漳州、寧波、雲台山海關，隻允許在廣州口通商；並且設立“公行”製度，規定外商來華貿易或辦理其它事務必須經過特許的“公行”來進行；又陸續頒發各種條例章程，對外商在華活動進行嚴格限製；這就是“閉關政策”。
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也不利於英國的對華貿易。因此，英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就力求抵製這政策。早在1793年和1816年，英國就先後派遣以馬戛爾尼為首和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節團來華，向清廷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為通商口岸，劃出舟山附近海島處屯貨，撥廣州附近的地方處給英商居住，降低和減免英國貨稅等侵略要求。但是，這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絕。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禮士帶領廣東商館職員林賽（化名胡夏米）及傳教士郭士立等，行70餘人乘坐武裝商船“阿美士德”號，由澳門北航，在中國沿海進行間諜偵察活動，刺探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城市和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測量港灣水道，繪製航海地圖，並向英國政府提出了侵略中國的具體建議。
1834年4月，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和管理權，派遣律勞卑為駐華商務監督，管理英國在華商人，並辦理和清政府的交涉事務。律勞卑來華前，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兩次給予訓令，要他到中國開辟商埠，取得海軍據點，不要幹涉和阻撓鴉片走私。7月25日，律勞卑到達廣州，投遞公函，要求直接會見兩廣總督盧坤。盧坤認為這是違反慣例，聲明必須改具稟帖交公行轉呈。律勞卑拒絕，盧坤下令封航，停止中英貿易。律勞卑在9月5日命令英艦闖入海口，轟擊虎門炮台，後又闖入黃浦，企圖以武力威脅中國恢複貿易，因遭到中國軍民的堅決抵抗，加之兵力不足，隻得退回澳門。29日，中國解除貿易禁令。10月11日，律勞卑病死澳門。
1836年，查理·義律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貫主張用強硬手段對付中國，他根據自己在廣州將近7個月的活動，寫信給巴麥尊，主張必須使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答應英國在華的通商特權。
1838年7月，英國政府派遣東印度艦隊總司令馬他侖率領軍艦到達廣州口外進行威脅。義律從澳門到廣州，準備進行挑釁活動，由於英國隻有3艘軍艦，兵力有限，而虎門業已設防，才未敢製造事端。但英國侵略者妄圖挑起戰爭的事態已經日趨嚴重。
鴉片戰爭前的中外貿易，中英貿易占首要地位。在正當的貿易中，英國主要向中國輸出毛紡織品、金屬製品和棉花，從中國輸入茶葉、生絲、土布、瓷器、藥材等。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於外國商品有很大的抵製力，農民以家戶為生產單位，在小塊土地上勞動，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生活極端貧困，既無需要也無可能來購買外國商品。清政府又實行閉關政策，限製對外貿易的發展，英國商品很難在中國銷售。但中國的茶葉、蠶絲和絲織品卻大量地輸入英國。“1781年到1790年，中國輸英的商品僅茶葉項，即達千百十萬千百十元。英國輸華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紡織、洋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值千百十萬千百十元。”英國輸華的全部商品總值，不抵中國輸英茶價的1/6.由於中國居於有利的出超地位，英國資本家每年不得不運來大量白銀換取中國的茶、絲等產品。為了扭轉中英貿易中的逆差，打開中國市場，英國資產階級竟非法向中國大量販運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