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次護法戰爭第次護法運動失敗後，由孫中山在任大元帥期間親自培植起來的粵軍陳炯明部受到桂係的壓迫，不得已調往閩南駐防。1920年7月，北方直皖戰爭爆發，8月，孫中山在上海傳令陳炯明率粵軍回師廣東，討伐陸榮廷，粵桂戰爭亦打響。經過2個多月的戰鬥，粵軍於10月驅逐了岑春煊、陸榮廷等桂係勢力，收複了廣東。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恢複軍政府，宣布繼續護法。1921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5日，孫中山宣誓就職，發表對內對外宣言，重申維護民主政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維護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之和平，再度揭起護法旗幟。
桂係軍閥退出廣東後，陸榮廷集重兵於梧州準備反攻廣東，並聯絡北洋軍閥為後援。1921年6月，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援桂總司令，率粵軍與李烈鈞的“滇黔贛討陸聯軍”分路向桂林、柳州、南寧、龍州等地進攻。9月，陸榮廷兵敗逃亡，廣西平定，兩廣統。
10月，孫中山提請非常國會通過了北伐案；11月在桂林設立大本營，準備取道湖南，大舉北伐，但遭到陳炯明的反對。孫中山駐軍桂林後，陳炯明主持兩廣並負責北伐餉械，但他陽奉陰違，打出“保境息民”的旗號，暗中與湖南軍閥趙恒惕勾結，使孫中山入湘北伐計劃受阻。陳炯明還派人暗殺了擁護孫中山北伐的粵軍參謀長兼第師師長鄧鏗。孫中山被迫變更北伐計劃，於1922年4月督師回粵。
孫中山回到廣州後，免去了陳炯明廣東省長、內務部長和粵軍總司令職，但仍留陸軍部長職，以促其悔悟。5月上旬，孫中山又發布北伐令，改設大本營於韶關，取道江西北上；隨即發布了總進攻令，以李烈鈞為北伐軍總司令，許崇智為總指揮，分路進攻江西。6月13日，北伐軍攻占贛州，接著進占吉安，直逼省會南昌，時聲威大振。
當孫中山重新樹起護法旗幟時，陳炯明即和帝國主義及直係軍閥暗中勾結。粵軍平定廣西後，陳炯明躊躇滿誌，公開與孫中山相對抗。孫中山在前方籌劃北伐，陳炯明則在後方多方掣肘，密謀破壞北伐和顛覆廣東政府。北伐軍深入江西後，陳炯明加緊策劃反革命政變，所部葉舉、翁式亮、楊坤如等由廣西南寧東進，進攻廣州，要求孫中山恢複陳炯明本兼各職，電請孫中山、徐世昌同時下野。6月，孫中山從韶關前線回到廣州。
陳炯明迫不及待，於14日囚禁了廖仲愷。16日淩晨，又令葉舉等部包圍總統府，炮擊觀音山孫中山住所粵秀樓，孫中山在秘書林直勉等幫助下脫險。17日，孫中山登上“永豐”艦，率“楚豫”、“豫章”等海軍各艦和部分陸軍反擊叛軍，並電令入贛的北伐軍迅速回師鎮壓叛亂。廣大群眾和海外華僑紛紛通電聲援孫中山討逆。但是，由於陳炯明得到帝國主義和直係軍閥的支持，北伐軍回師途中受到南北夾擊，損失嚴重，不得不於7月下旬向江西、湖南邊境撤退。孫中山在反擊叛軍近2個月後，終因孤軍無援，於8月9日改乘英艦“摩軒”號，離廣州再赴上海。這是孫中山生中所遭受的最慘重的次失敗。
第次護法鬥爭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
孫中山的偉大轉變與改組國民黨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堅持民主主義立場，進行過多次奮鬥。但無論是“次革命”，倒袁鬥爭，還是護法運動，都先後遭到失敗，使孫中山處於極度苦悶之中。正是在這時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愛國運動的爆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使世界及中國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孫中山受到新思想的啟迪，看到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從而開始了他生中最偉大的轉變。
十月革命後不久，從1918年夏季開始，孫中山即與列寧有函電往來，商討中國革命與中蘇合作問題。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學說以及蘇俄政府的兩次對華宣言，使孫中山受到極大鼓舞。1920年秋，孫中山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建議同蘇俄建立電台聯絡，希望蘇俄提供軍事援助，並表示了將“華南鬥爭與遙遠的俄國鬥爭結合起來”的願望。1921年8月，他在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寫道：“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的軍隊和教育的組織。”同年底，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同馬林會晤，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建立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革命黨；要開辦軍官學校，培訓支革命軍隊的骨幹力量。這些建議都得到孫中山的讚賞。1922年4月，孫中山又在廣州與少共國際代表達林會晤和商談。通過這些會晤，孫中山進步加深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認識，逐步堅定了聯俄的信心。1922年8月，蘇俄政府特使越飛到達北京，孫中山與越飛多次通信聯係。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越飛；不久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這標誌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
西湖特別會議共產國際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同時，也幫助中國共產黨製定了統戰線政策，促使國共進行合作。
早在1922年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殖民地爪哇開展工作的經驗和在中國南方同國民黨接觸的情況，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國民黨聯合的建議，並主張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黨內的聯合統戰線。馬林的建議為中共中央所拒絕，但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支持。1922年8月馬林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到上海，建議中共中央再召集次會議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以及馬林和張太雷。會上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堅決主張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的統戰線。張國燾等人反對馬林的意見，認為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共加入進去勢必混合階級組織和牽製黨的獨立性。李大釗等人基本同意馬林的主張，認為中共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作為兩黨合作的橋梁。陳獨秀雖然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但他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不可改變的決定，他可以服從。
經過兩天的討論和馬林的說服，最後多數人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國民黨的主張。
中共大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方針與孫中山合作，但孫中山反對黨外合作形式，因此，黨外合作形式是難以實現的。而西湖特別會議將黨外合作改為黨內合作，這是國共合作醞釀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中共大1923年1月，共產國際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唯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這個指示，是由馬林於同年5月帶來中國的。而恰在這時，由於慘案的發生，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建立革命統戰線迫切性的認識有了進步增加。
為了進步統全黨思想，妥善解決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正式製定統戰線方針，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毛澤東等30多人，代表全黨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出席了大會。大會集中討論了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的統戰線問題。
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建立國共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會議指出：中國革命的敵人極其強大而殘暴，不但有封建軍閥勢力，而且有帝國主義勢力。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不能孤軍奮戰，必須團結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敵人。而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支重要革命力量，在群眾中有相當影響。因此，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戰線是極其必要的。另方麵，會議又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最大的壓迫來自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不但工、農小資產階級能參加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也能參加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派，辛亥革命之後直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立場；同時，他們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們合作。因此，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進行合作也是可能的。
會議批評了張國燾等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左”的傾向，同時也不同意陳獨秀與馬林所主張的“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的偏向。經過代表們的認真討論和激烈爭辯，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正式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實行合作，幫助孫中山把國民黨改組為民主革命聯盟，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戰線。決議指出：“中國現有的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個國民革命的黨”，因此，“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並要“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決議同時強調共產黨要保持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要“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麵目”。大會最後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共大正確製定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戰線的方針、政策，從而大大推動了第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為動員和組織切革命力量聯合起來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做了必要的準備。
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與會代表165人，其中有廖仲愷、於右任、張秋白、何香凝等著名國民黨人和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共產黨人。孫中山指派李大釗、林森、汪精衛、胡漢民、謝持5人組成主席團。李大釗和其他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大會各個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大會期間孫中山作了《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等多次重要講話，反複強調要堅持聯俄聯共原則，把握方向，維護團結。
1月23日，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現狀，批判了立憲派、聯省自治派、和平會議派以及商人政府派的空言和謬論；製定了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為奮鬥目標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包括廢除切不平等條約在內的方針；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大革命政策。這個宣言是孫中山和共產黨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它把舊民主義發展為新民主義，使中國國民黨有了個適應時代和革命需要的主義，並且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統的戰線的共同政治綱領。
大會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時，圍繞著通過黨內合作方式實現國共合作的關鍵問題展開尖銳的鬥爭。1月28日上午，廣州代表方瑞麟趁孫中山沒有與會，提出國民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應有明文規定，主張在章程上添上“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
這是國民黨右派的次公開挑戰。李大釗當即予以批駁，表明了共產黨人的合作誠意和原則立場；廖仲愷在發言中旗幟鮮明，反駁謬論，堅持孫中山的聯共方針。經過激烈的辯論，大會最後通過了同意共產黨人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議決要努力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堅持淘汰不純分子，整頓各級組織，嚴明黨的紀律。這就標誌著中國國民黨由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從而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統戰線的組織形式。
大會最後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組成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和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等共產黨人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月31日，孫中山主持中央執、監委第次會議，組建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會議推定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處理日常事務；確定中央各部部長人選，譚平山、廖仲愷、林伯渠分任組織部長、工人部長、農民部長，戴季陶、鄒魯、許崇智分任宣傳部長、青年部長、軍事部長；分議還決定派遣中央委員分赴上海、北京、漢口等地組織執行部，指揮、監督當地黨務。
大會進行期間，1月25日，傳來偉大革命導師列寧逝世的消息。孫中山親自到會宣布這噩耗，緊急動員由大會去電表示哀悼；並發表講話，高度讚揚列寧的偉大業績，重申向蘇俄學習的決心，要求國民黨改組後能像列寧領導的革命黨樣有組織、有力量。
國民黨大的召開，標誌著國民黨改組工作的勝利完成和國共合作革命統戰線的正式形成，也標誌著孫中山實現了他生中最偉大的轉變。國民黨大及其各項重要決策體現了革命的需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政策上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黃埔軍校的建立孫中山在國民黨大上正式決定在廣州市郊黃埔島上創辦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在中國共產黨和蘇俄政府的幫助下，1924年5月，黃埔軍校正式成立，第期學生入學上課。6月16日舉行了開學典禮。孫中山自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組成校本部最高領導，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校建立時，蘇俄政府無償提供了開辦經費，運來了武器裝備，派遣了幾十名優秀軍事幹部到校擔任教官。軍校學習列寧創建紅軍的經驗，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製度，設置了黨代表的政治部；在進行軍事訓練的同時，開設了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軍隊政治工作等政治課程。這是黃埔軍校區別於以往切舊軍校的顯著標誌。
中國共產黨先後派遣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到軍校擔任各項負責工作；並要求各地黨組織選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優秀青年報考軍校，使之成為軍校的骨幹。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國內，11月擔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他在軍校學生中成立了中共黃埔特別支部，並以黃埔軍校革命軍人為骨幹，聯合粵軍講武學校等青年軍人，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先後任軍校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教育長，與學生起生活、操練，深得學生們的擁護。
黃埔軍校是國共兩黨合作的豐碩成果。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軍校培養了批優秀的軍事、政治人才，推動了革命武裝的建立，保護和支持了工農群眾運動，為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江浙戰爭1920年7月，直皖戰爭結束後，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直係軍閥直把持著北京的中央政權。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奪取在華的獨占地位，在第次世界大戰後，又進步挾持東北的奉係軍閥，同時又拉攏皖係的浙江軍閥盧永祥，以對抗在英美勢力控製下的直係江蘇軍閥齊燮元。於是，奉直兩係之間又開始發生了新的矛盾衝突。
1923年10月12日，浙江督辦盧永祥率先通電不承認曹錕賄選的總統地位，並停止與北京政府的公文往來。時間反直係的政客和未參加賄選的議員麇集於杭州、上海，浙、滬帶成了反直係的中心。這時，浙江的盧永祥和奉天的張作霖、廣東的孫中山形成為反直的角同盟。
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為了擊破反直角同盟，拔除列陣浙江的盧永祥，切斷反直角的南北聯係，除了在北方以重兵嚴防奉軍入關外，在南方則派長江上遊警備總司令兼第2師師長孫傳芳為“援閩軍”總司令，率部進入福建，企圖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勾結起來，壓製孫中山率兵北上。同時，曹錕、吳佩孚還調動部隊從閩、贛、皖包圍浙江盧永祥部。江蘇督軍兼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早有打倒盧永祥，奪取淞滬之意，因此和直係軍閥拍即合。而此時的盧永祥已看出齊燮元聯直的企圖，因此，也與奉係聯手結盟，與齊爭奪權勢。
1924年5月，北京政府為謀犯廣東，任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另以福建軍閥周蔭人代孫傳芳為福建督理。但是，廣東革命根據地此時統不久，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大本營革命力量和群眾運動正在鞏固和發展之中，孫傳芳入粵企圖時難以實現。而福建省又難以容納孫、周軍閥同時並存，所以孫傳芳開始謀求向浙江方向擴張勢力。此案經曹錕、吳佩孚同意後，孫傳芳聯合蘇督齊燮元、皖督馬聯甲、贛督蔡成勳、閩督周蔭人共訂圖浙計劃。此時，盧永祥則聯合其部屬淞滬鎮守使何豐林組織浙滬聯軍相對抗。江浙雙方積極備戰，借口則隨時可尋。8月24日，江蘇軍閥齊燮元以浙江軍閥盧永祥收納被直係軍閥周蔭人擊敗的福建皖係軍閥臧致平、楊化昭為借口，聯合安徽、江西、福建的直係軍閥逼迫盧永祥解散臧、楊部隊，並電請曹錕下令討伐“招納叛亡”的盧永祥。9月7日，北京政府發出“褫盧永祥、何豐林官勳，並免本兼各職，令齊燮元督部剿辦”的通令。盧永祥起兵反對，於是江浙戰爭全麵爆發。
江浙戰爭爆發前，江、浙雙方的軍事部署是：江蘇軍閥方麵：孫傳芳在建甌組織了閩浙聯軍總司令部，派盧香亭為攻浙前敵總指揮，聯合安徽、福建、江西各省與直係有關的軍隊，共8萬餘人兵分路攻守。第路攻上海，由宮邦鐸任指揮；第路駐守宜興，由陳調元任指揮；第路攻廣德，由王普任指揮。以上路由齊燮元任總指揮。第路攻仙霞嶺，由孫傳芳任總司令。浙江軍閥方麵：以浙、滬和從福建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楊化昭部組成浙滬聯軍，共9萬餘人，分路攻守，由盧永祥任總司令。第路以何豐林、臧致平為正副司令，率部守上海；第路以陳樂山、楊化昭為正副司令，率部攻長興；第路以張載揚、潘國綱守江山。盧永祥自己準備帶兵直衝南京。
江浙戰爭中盧永祥的勝負，關係著反直角同盟的共同命運。因此，在戰前張作霖派楊毓珣到杭州，表示奉軍定入關相助，並先彙300萬接濟浙滬聯軍的軍餉。
9月3日晨，江、浙兩軍正式開戰。蘇軍路沿滬寧線首先發起進攻，由青陽港進攻黃渡，路沿太湖西側由宜興進攻長興。同日，盧永祥發表了討曹通電，並傳檄西南各省請其共同出兵討伐直係。接著張作霖、段祺瑞都有通電予以聲援。與此同時，齊燮元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討盧，可是代理內閣總理顧維鈞因是嘉定人，不想迎合奉係軍閥出賣故鄉，遲遲不下討伐令。
在此情況下，從9月3日開戰以來，雙方在黃渡、瀏河帶進行了陣地戰、壕塹戰，每天都是拂曉開炮，中午休息，午後3時再繼續開炮，傍晚停止，雙方誰也不出兵。雙方每天公布的戰績都是“陣地沒有變化”，這是曆年來軍閥混戰中打得最“文雅”的段。
後來，浙軍首先發起攻擊，在黃渡、瀏河帶打敗了蘇軍，進展頗為順利。這時，孫中山因和奉皖兩係有反直聯盟關係，即決定出師北伐，聲援盧永祥，在大本營會議上宣布：
“援浙即以存粵”。盧永祥得到孫中山的支援，進攻愈烈。但是，由於第路陳樂山部繞道太湖以西，企圖攻占宜興，進窺武進以擊蘇軍之背的計劃遭到失敗，使浙軍的局勢發生變化。齊燮元率部遂趨重於寶山、嘉定、淞江方麵，直接威脅盧永祥的後翼。此時，浙軍閩邊戰事又敗，孫傳芳部的孟月旅出擊仙霞嶺，於9月16日攻占江山，直通杭州。
浙軍第2師又在此時發生內變，餘部由衢州退守仙遊，浙軍閩邊戰線由此被攻破。
9月17日，盧永祥被迫放棄浙江，決定將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移駐龍華，並在浙江省署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張載楊辭去浙江省長職務，由浙江警務處長夏超代理省長職務。
9月18日，盧永祥發表了“移滬督師”的通電，同日將浙滬聯軍總司令部移駐龍華，第2路軍陳樂山部也由長興調回滬杭線防守嘉興。此時，奉天張作霖得知浙江戰局變化的消息，即致電盧永祥，表示“誓同生死”，但卻遲遲不見發兵。19日，齊燮元率部乘勢進攻南翔，上海已可以聽到轟轟隆隆的炮聲了。
這時，由於浙江代理省長夏超在杭州暗通孫傳芳，使孫部得以順利進駐浙江境內，使浙軍戰局急劇惡化。盧永祥被迫決定放棄浙江，將所部集中在鬆江、上海帶繼續與齊、孫軍作戰。當盧永祥決定放棄浙江的時候，派周鳳歧代理浙軍第2師師長，責令其率部為保衛家鄉而戰。不料，夏超早已通款於周鳳歧，使浙軍無力再戰，孫軍長驅直入。
9月25日，孫傳芳部攻入杭州，隨即轉赴嘉興與陳調元部會合，籌劃會攻鬆、滬。
在此期間，北京政府於9月20日任命孫傳芳為閩浙巡閱使兼督理浙江善後事宜；22日任命夏超為浙江省長；25日任命齊燮元為暫兼淞滬護軍使。盧永祥、何豐林等人已被罷免切職務。10月初，齊、孫率部連續攻下青浦、嘉定等地。浙軍被圍在鬆江、石湖蕩帶，已無力再戰。10月3日，孫、盧兩軍在鬆江、石湖蕩帶又開始交戰。盧軍不支，於9日退出鬆江，孫軍直抵龍華。12日，盧永祥在上海召集軍事會議，討論戰守問題，臧致平、楊化昭兩人主張戰鬥到底，陳樂山則認為浙軍已元氣大傷，軍無鬥誌，腹背受敵，已無法再戰下去了。盧永祥見敗勢已定，即日宣布下野。13日偕同何豐林乘輪東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