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舉行罷課，連同中等學校，罷課人數達2.5萬人。學生們組成“十人團”，上街講演，宣傳反帝愛國；展開廣泛的抵製日貨、提倡國貨活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同時發行《日刊》，組織護魯義勇隊等。
運動的矛頭直指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駐華使館多次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締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日本駐華艦隊頻繁調動，進行軍事恫嚇；京、魯兩地的日軍及各地日本浪人也多方尋釁，妄圖製造事端。英、美、法等國駐華公使也聯合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
北洋政府順從帝國主義的旨意，加緊了對學生運動的鎮壓。6月1日，北洋政府發布命令，公然為賣國賊辯解，誣蔑學生的愛國運動是“越軌”。6月3日，數百名學生不怕威脅，繼續上街講演。反動軍警逮捕了170餘學生；4日，學生們加倍行動，又有700餘人被捕；5日，數千名學生湧上街頭，很多人身背行李，作了入獄準備。
與此同時，天津、上海、長沙、南京、濟南、武漢、成都、廣州、杭州、蘇州以及安徽、江西、山西、河南、陝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學生也相繼舉行罷課和遊行示威，支持北京學生的正義鬥爭。全國各地學生勇敢地走在了愛國運動的前頭，他們的愛國熱誠，喚起了各階層民眾，彙聚成了中國曆史上空前規模的革命洪流。
大逮捕，引起了全國各界的極大震動。6月5日，上海日資內外棉紗廠工人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印刷工人開始舉行罷工；同時，上海商界宣布總罷市；在這之前，上海學生已於5月26日實行總罷課。這樣，上海人民的“罷”鬥爭實現了。運動進入到新階段，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到上海，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轉為工人。
上海人民的罷鬥爭受到中外反動派的破壞和鎮壓。淞滬警察廳按照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急電出示布告，聲明要追究、查辦罷工工人；反動軍警肆意毆打、拘捕上街宣傳的學生，強迫商店開門。帝國主義租界的巡捕和商團也紛紛出動，驅趕愛國群眾。
6月9日和10日，上海工人罷工達到高潮。繼紡織、造船、機器、製造、卷煙、造紙等行業工人罷工後，上海海員和滬寧、滬杭、淞滬鐵路工人也開始罷工。至此，上海罷工的工廠企業有50多個，人數達萬。整個上海陷於癱瘓。在上海工人的帶動下，罷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國。京奉鐵路唐山工人，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先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江、天津、南京、濟南、長沙、武漢、杭州以及些中小城市的工人和各界民眾也相繼舉行各種形式的反帝愛國活動。這樣，運動突破了愛國學生圈子，發展成為有廣大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
全國人民空前規模的鬥爭，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嚴重威脅著北洋軍閥的統治。6月5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釋放了被捕學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個賣國賊的職務。同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11日，總統徐世昌也提出辭職。這是全國人民共同鬥爭的勝利成果。上海各界民眾於12日集會遊行，慶祝這初步勝利。
但是，鬥爭並未結束。6月17日，北洋政府電令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拒簽和約成了運動的又個主要目標。19日，山東各界請願團到京，先後在總統府和國務院前請願，代表們冒雨跪在新華門前。23日，請願團代表晉見徐世昌，聲淚俱下，表達了山東人民拒簽和約的強烈要求。山東人民的請願活動得到全國各界的強烈響應和支持。27日，天津、山東、北京、陝西等地代表在京聯合請願；同日，全國學聯和上海各界人士召開拒簽和約的萬人大會。據統計，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接到的拒簽和約通電7000份，通電致警告代表團“如違民意，當與曹、章、陸同論”。旅居法國的華僑和留學生於6月28日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所。中國代表隻得聲明“山東不保留，和約不簽字”。
至此，運動的直接鬥爭目標實際了，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愛國運動在中國革命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首先，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毛澤東指出：“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運動之所以具有這種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從時代特點來看，運動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後，這時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再成為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部分，而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部分。
運動後的中國革命已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其目標已不是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從運動的階級陣容看，中國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階級在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都說明中國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走上領導中國革命的階梯。從指導思想看，運動已經有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些人所依據的理論武器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它所指引的方向則是徹底的反帝反封。由於這些變化，運動成了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分水嶺。
其次，運動促進了中國工人運動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運動中，工人階級以戰鬥的姿態加入鬥爭行列，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事實給革命知識分子以重要啟示，使他們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是支極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國革命要想取得勝利，必須發動和依靠工人階級。因此，從運動開始，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自覺地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由此促進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溝通這兩者的聯係，正是運動最大的曆史功績。工人運動旦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工人階級的政黨的產生就成為曆史的必然。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1920年起，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醞釀在中國建立個像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最早醞釀籌建中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1920年2月陳獨秀離京赴滬，李大釗伴送到天津。路上他們交換了建立共產黨的意見，相約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進行活動，籌建共產黨組織。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華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李大釗熱情接待了他。雙方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認為中國已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解決這問題已成為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為了加速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李大釗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會見陳獨秀。
陳獨秀在維金斯基的幫助下，積極開展了建黨活動。經過段時間的醞釀，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於1920年8月正式成立。最初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俞秀鬆；後來，陳望道、趙世炎、李達、沈玄廬、邵力子、周佛海、沈雁冰、楊明齋、李啟漢、劉伯承等也陸續參加。陳獨秀被推為書記。其中的些人很快就離開上海分赴各地，成為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人。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等組織北京共產黨小組。而後又陸續發展了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等。11月底，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正式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為書記，張國燾、羅章龍分管組織、宣傳工作。
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進行了建黨活動。1919年底，毛澤東第次到北京，與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進步接觸，閱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4月，他從北京到上海，與正在籌建共產黨的陳獨秀交談多次，建立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聯係。這次北京、上海之行，使毛澤東的思想產生了新的飛躍，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創辦文化書社，8月又組織俄羅斯研究會。這樣，長沙的建黨工作就以毛澤東、何叔衡為中心，在新民學會、文化書社、俄羅斯研究會等進步團體的活動中開展起來。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成立武漢共產黨支部。同年冬，王盡美與山東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勵新學會的鄧恩銘、王翔千、王複元等秘密建立了山東共產黨小組。1921年春，廣州也建立了共產黨小組。陳獨秀在廣州指導、幫助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等改組了原來的組織，使之逐步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1921年月間，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中也建立了旅歐共產黨巴黎小組，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陳公培、劉清揚、周恩來等。此外，在法國還有個共產黨性質的團體，即新民學會的在法會員、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主要成員有蔡和森、羅學瓚、李維漢、蔡暢、向警予、李富春、趙世炎、李立、陳公培、劉伯承等。此時，趙世炎、李立、蔡和森等已在醞釀建立統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問題，這就為中共旅歐支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重要準備。另外，日本留學生中也出現了共產黨小組，成員隻有施存統、周佛海兩人，他們都是在國內參加共產黨小組後去日本的。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把中國最早的批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分子組織起來，並以上海發起組為核心和紐帶，建立了聯係，這就為在全國建立統的黨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發起組成立後，擔負著籌備和組織統的中國共產黨的重任。1920年11月，陳獨秀等人已經形成了建立全國性共產黨組織的設想，並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
同年底，陳獨秀離滬赴穗，就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1921年2月，他在廣州起草了份中國共產黨黨章寄到上海。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提出了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隨即，上海發起組代理書記李達分別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聯係商議，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並與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各地共產黨小組，通知他們各派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得到各地共產黨小組的積極響應。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3號（現為興業路76號）秘密舉行。大會代表13名，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燼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和日本東京的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馬林和尼可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由於租界巡捕的搜查，大會最後次會議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條遊船上進行的。
經過認真而熱烈的討論，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個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私有製、直至消滅階級；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黨的紀律和吸收黨員的條件、手續。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工會組織，加強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在工人中“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
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李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工作。
中國共產黨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此，中國有了個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全國統的工人階級政黨。
香港海員大罷工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受國內外革命潮流的影響，為了增加工資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負責人蘇兆征、林偉民的領導下舉行大罷工，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次直接向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香港當局下令封閉海員工會，激起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人數達10餘萬。英帝國主義者對此極為恐慌，他們采用各種手段阻止和破壞工人的鬥爭，均未得逞。為了爭取罷工勝利，海員罷工總辦事處決定封鎖香港，斷絕糧食和日用品的供應，動員罷工工人離港回穗。3月4日，正當大批工人步行回省，行至龍附近的沙田時，遭到英國軍警的射擊，打死工人人，傷數百人。帝國主義的野蠻屠殺，更激起工人的憤怒，他們向全國通電求援，誓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軍政府和全國工人給香港工人以各種援助，京漢路的火車頭上豎起“援助香港海員”的大旗，飄揚在北京、漢口之間。在全國工人階級的聲援下，經過56天的鬥爭，迫使英帝國主義取消了封閉工會的反動命令，釋放被捕工人，答應增加15——30%的工資。罷工取得了勝利。
中共大的召開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鄧中夏、張太雷等12人，代表195名黨員。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進步討論和確定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問題。大會發表了宣言，分析了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和國際環境，指出第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後，世界已劃分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兩大營壘；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必須和世界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宣言著重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和革命動力等問題，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基本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也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鬥爭，因此，無產階級要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結成聯合戰線，促使革命的迅速成功。根據以上分析，宣言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即“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大會還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議決案》、《加入第國際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等。選舉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為中央委員，鄧中夏、向警予、張太雷為中央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第次代表大會，在中國曆史上破天荒第次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它給中國人民指出了條爭取解放的正確道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從鴉片戰爭開始到運動，經曆了無數次鬥爭，但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沒有個政黨或派別能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中共大提出這個徹底革命的綱領，表明隻有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大的缺點是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缺乏明確的認識，因而也沒有提出工農大眾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慘案”中共大後，黨的工作重心仍然在發展工人運動方麵，黨繼續大力領導各地工人的罷工鬥爭。由香港海員罷工開始的第次工人運動高潮得到迅速發展。僅1922年8月，較大規模的罷工就有：上海海員罷工、上海絲廠工人罷工、漢陽兵工廠工人罷工和長辛店鐵路工人罷工。9月又有粵漢路武長段鐵路工人罷工、京奉路山海關工人罷工。
這時期，湖南是工人運動開展比較好的省份。在中共湘區委員會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到1922年秋，湖南已建立20多個工會，有組織的工人達4萬餘人。9月，在毛澤東、劉少奇、李立的領導發動下，安源路礦1.7萬餘工人舉行大罷工，抗議路礦當局企圖解散工會和俱樂部，要求發放長期拖欠的工資。罷工取得勝利，路礦當局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條件，簽署了增加工資、改善工人福利、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的權利等13項協議。
同年10月，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和羅章龍、鄧培等的具體指導下，開灤煤礦5萬多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建立工人俱樂部。英國資本家勾結北洋政府，調集軍警進行鎮壓。罷工鬥爭堅持25天，終未達到預期目的。
工人們在增加少許工資的條件下忍痛複工。
第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是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早在中共大以後，以李大釗為首的黨的北方區委，利用軍閥吳佩孚偽裝“保護勞工”，讚成“勞動立法”的機會，迅速建立和發展了京漢、津浦、京奉、京綏、隴海、正太等條鐵路的工會組織。到1922年4月，僅京漢路全路就有16個工會，3萬多有組織的工人。經過半年多的籌備，決定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當數百名代表齊集鄭州後，吳佩孚卻強令禁止開會。2月1日，代表們衝破軍警的阻攔，進入會場，宣告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吳佩孚又派軍警搗毀和封閉了總工會。總工會決定於2月4日舉行全路工人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往漢口江岸辦公。
總罷工命令下達後，長達1000多公裏的鐵路線上，3萬多工人在3個小時內實現了總同盟罷工，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組織紀律性和偉大力量。工人罷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和直係軍閥吳佩孚。漢口英國領事召集會議，策劃鎮壓罷工的辦法，唆使北洋政府以武力解決罷工。2月7日，吳佩孚在漢口、長辛店、鄭州等地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屠殺，50餘人慘死，300多人受傷，1000餘人被開除。京漢鐵路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慘遭殺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慘案。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號召全國工人支持京漢鐵路工人的鬥爭，各地紛紛舉行遊行示威，聲援罷工。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也發表了支援中國工人罷工的宣言。
京漢鐵路大罷工提高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威望。這次鬥爭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進步認識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不能隻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必須聯合切可以聯合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戰線，以反對強大的敵人。
慘案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更加殘酷，工人運動遭受挫折，暫時轉入低潮。
早期的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從事農民運動。
在早期的農民運動中，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是彭湃領導的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
1922年，彭湃在家鄉海豐縣發動和組織農民，1923年1月，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會員達10萬人。農民協會成立後，領導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運動。隨後，陸豐、惠陽、紫金等縣也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增加到30萬人。1924年，彭湃將海豐總農會改組為惠州農民聯合會，不久，又改稱為廣東省農會，彭湃任執行委員長，各縣設分會。廣東農民運動的發展，打擊了封建地主勢力，為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和鞏固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湖南也是農民運動興起較早的地區。1923年4月，中共湘區委員會派劉東軒到衡山嶽北、白果帶發動農民運動，9月，成立了湖南省第個農會——嶽北農工會，會員發展到10萬人以上。
改組革命黨第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陷於彷徨與苦悶之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給孫中山帶來了希望和信心。愛國運動期間，他在上海接見全國學聯代表，支持和鼓勵學生的愛國鬥爭，並通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群眾。孫中山從這愛國運動中看到了廣大群眾覺醒後的巨大威力，並隱約覺察到過去的革命方式已不能適應當前的革命形勢。
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公布了《中國國民黨規約》。
《規約》總綱規定“以鞏固共和，實行民主義”為政綱，改變了中華革命黨的“實行民權、民生主義”的綱領，表示要“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重新創造個國民所有的國家”；規定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製度為總理製，“設總理人，代表本黨，總攬黨務”，總部設總務部、黨務部、財政部等。《規約》還詳細規定了黨員條件、入黨手續、黨員權利與義務等，改變了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方式。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雖然談不上是徹底的改造，如原來的成員紛雜、組織渙散、紀律鬆弛等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它畢竟是個進步。孫中山準備用這個新黨來繼續領導革命。它體現了孫中山及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民主共和奮鬥不息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