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章 民國(一)(1 / 3)

假共和與同盟會的改組在辛亥革命失敗和袁世凱假共和手法的影響下,資產階級政府力量出現了激烈的分化和改組,許多人錯誤地估計形勢,認為中國從此進入了“政黨時代”,今後主要應該從事議會政治中的政黨活動。民國元年春天,各種政黨和團體不過20個,後來增加到300多個,為了爭奪即將召開的國會中的多數席位,各黨派紛紛改組、合並。

在同盟會內部,自孫中山辭職以後,妥協的勢頭更加占據上風,領導者之間意見分歧,各行其是。從同盟會分裂出去的章炳麟,組成“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不久,即與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等組成統黨。

湖北部分擁護黎元洪的同盟會員組成了民社。

1912年5月,統黨、民社和國民協進會合並,組成共和黨,他們擁護袁世凱,想以此分享政權。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於《臨時約法》的規定,大總統的權力受到國會和內閣的限製,這就妨礙了袁世凱獨裁野心的實現。於是,他繼續玩弄兩麵手法,方麵打著民國的招牌,另方麵又迫不及待地采取各種措施,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度,首先向責任內閣製開刀。

南北妥協後產生第任責任內閣,總理是同盟會員唐紹儀,由於同盟會員在內閣裏占半數,被稱為“同盟會中心內閣”。但內閣中軍事、內政、財政、外交等大權,完全被袁世凱集團所控製。由於唐紹儀事事強調大總統發布命令,須經國務院副署的“責任”,袁世凱感到不能如意指揮、獨斷專行,在6月間,利用唐紹儀內閣任命非袁嫡係的王芝祥為直隸總督事,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而發布改任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責任內閣製”遭到破壞,唐紹儀被迫辭職,同盟會4個閣員也相繼退出內閣。這是袁世凱破壞責任內閣製的開端。

唐紹儀內閣辭職後,袁世凱就任命“馴順如羊”的外交家陸征為所謂無黨色彩的“超然內閣”。因參議院反對,“超然內閣”流產。於是,袁世凱幹脆任命他的親信內閣長趙秉鈞代理,從此,內閣便成了袁世凱直接掌握的政權機構。

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要求革命政黨加強領導,以適應千變萬化的複雜局麵。但同盟會恰恰相反,在革命緊要關頭反而更加渙散了。

1912年2月,同盟會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決定由秘密轉為公開,並製定了同盟會的新總章。根據宋教仁擴大吸納會員的建議,把黎元洪這樣的人也拉入了同盟會,同盟會蛻化變質和立憲派、舊官僚打得火熱,為獵取個人權位而組成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

孫中山等堅持革命主張的革命黨人被攻擊為“理想家”,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的地位。

武昌起義後,同盟會與光複會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同盟會的陳其美和光複會的李燮和同在上海策動起義。上海光複後,陳自稱都督,李燮和率部攻陳,後據吳淞,自稱吳淞都督。浙江獨立後,光複會領袖陶成章擔任浙江都督府總議。他公開在上海設立光複義勇軍練兵籌餉滬局,招兵買馬。滬軍都督陳其美不能允許在自己管區出現支異己的軍隊,於是,暗殺了陶成章。這舉動不僅使光複會與同盟會的關係不可收拾,反而給向往革命的人心中投下陰影。

辛亥革命以後,章炳麟是同盟會中明顯右轉的代表性人物。章原是同盟會中較有影響的宣傳家,但是在參加革命之初就背著沉重的封建思想文化包袱。武昌起義後,黃興就“擴大同盟會”這重大事宜詢問其意見,他認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認為不能“以黨見破壞大局。”章炳麟的這個主張,影響極壞,後來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失敗教訓時指出:“革命黨的失敗,都是在這句話上。”從此,章炳麟越走越遠,直接攻擊南京臨時政府是“黨專製”。

黃興是僅次於孫中山的同盟會軍事領袖。在臨時政府期間,他忠於革命,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支持孫中山。但是,這樣個重要領導人,在民國建立之初卻有了功成隱退的思想。在黃興看來,隻要把滿人統治換成漢人統治,革命就算達到目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對袁世凱的戒備。在孫中山主持南京臨時政府期間,他力主對袁妥協。

綜上所述,擔任領導革命大業的政黨——同盟會,在辛亥革命後,已處於思想混亂、分裂的狀態。這樣個政黨當然不可能領導南京臨時政府戰勝困難,走向勝利。

宋教仁是位積極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革命家。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想幾乎都進入他的視野,但他最感興趣的是“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經過長時間探索,他主張采取法國式的責任內閣製。為爭取未來國會選舉的勝利,他認為辛亥革命後同盟會已經瓦解,需要建立個大的政黨來占據國會中的多數。他的目的是名副其實的責任內閣製,以限製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應該說宋教仁等人積極進行同盟會的改組活動是為了爭取國會選舉的勝利,他們出奔走遊說,並以同盟會為骨幹,聯合統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幾個小黨,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開了國民黨成立大會,改變了同盟會的領導體製,由總理製改為理事合議製。將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改為“采用民生政策”;將“力謀國際平等”改為“維持國際和平”,竭力避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有所觸及,甚至“男女平權”條也被剔除了。雖然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吳景濂、王芝祥為理事。但實際上宋教仁取得僅次於孫、黃的票數,掌握了國民黨的黨務。國民黨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個政黨。

次革命的爆發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建立了北洋軍閥政權,破壞民主共和,推行武力統政策,籌劃消滅南方各省革命勢力,為建立專製獨裁統治,複辟帝製排除障礙。

1913年春孫中山去日本訪問,國民黨推選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宋主張“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企圖以責任內閣製度來削弱袁世凱的權力。當時,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勝利,成為國會內第大黨。宋立即在南方各省奔走呼號,抨擊時政,躊躇滿誌地啟程去京組織責任內閣。袁世凱授意內閣總理趙秉鈞派遣特務武士英,於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槍殺了宋教仁。4月,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不惜出賣國家權益,以鹽稅和海關稅收做抵押,悍然向美、法、德、日、俄5國銀行團借款2500萬英鎊,以擴充軍備。5月1日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取代趙秉鈞任代國務總理,組成戰時內閣。3日,袁世凱公然發布“除暴安良”令,矛頭直指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領袖。6日秘密召開軍事會議,製定作戰總方針,決定以贛、蘇為用兵重點,控製京漢鐵路(北京—漢口)、津浦鐵路(天津—浦口)兩幹線;以湖北為攻贛通道;派北洋軍主力部隊進攻江西、江蘇;以廣西陸榮廷、龍濟光及滇、黔軍隊從側背牽製南方革命軍隊;以海軍策應陸軍作戰。此時,袁軍第6師已部署在湖北興國(今陽新)、蘄春、田家鎮帶,前鋒抵達武穴,與贛軍隔江對峙。6月,以不服從中央為借口,將通電反對大借款的國民黨人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都督下令免職。7月初,袁軍第6師師長李純率部由鄂入贛,占據江外圍諸要點,對江城形成包圍態勢,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於3月25日回到上海,當晚召開黨內領導人會議,討論解決宋案問題。孫中山主張以武力解決,立即興師討袁,黃興等對武力討袁缺少信心,主張以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凱,在重大策略問題上意見分歧,爭執不下,遲疑不決。4至6月,孫中山又曾次召集軍事會議,繼續研究討袁事宜,並敦促南方各省獨立,但均無結果。直到7月在袁世凱陸續派兵南下,危及革命黨人生存之際,李烈鈞接受孫中山指令,12日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告江西獨立,組成討袁軍。15日黃興入南京,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16日通電獨立,興師討袁。接著,皖、粵、閩、湘、川等省及上海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加入討袁行列。

袁軍以第1軍軍長段芝貴指揮第6師全部、第2師個混成旅共約1.5萬人,進攻江西;第2軍軍長馮國璋率禁衛軍個旅、直隸第1混成旅、第4、第5、第20師各部及武衛軍(張勳部)共2.5萬人,沿津浦鐵路南下,進逼蘇、皖,攻取南京;海軍中將鄭汝成率“應瑞”、“肇和”等艦並載運陸軍兩個團到滬,控製上海和蘇南地區;海軍次長湯薌銘率“飛鷹”等軍艦4艘沿長江赴江西策應第1軍進攻江。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以贛軍第1師第1旅旅長林虎為左翼軍司令,指揮第1、第2、第5團從德安方向進攻江;以混成旅旅長方聲濤為右翼軍司令,率所部第9團及獨立營從姑塘進攻江;以水巡總監何子奇為湖口守備司令,指揮第10團守備湖口。企圖扼守湖口,奪取江,伺機跨江北征。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以第3師扼守徐州,並派第8師混成旅由南京開赴徐州加強防務,控製津浦鐵路,阻止馮國璋部南下;以第1、第2師布防於淮陰、揚州帶,阻止張勳部進攻。

中華革命黨的成立“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逃亡日本。他鑒於以前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事業最重要的是立黨,隻有以革命黨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於危難之際,完成鏟除民賊、還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孫中山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親手擬定入黨誓約,吸收了第批黨員。在孫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後履行入黨手續的人不斷增多,至1914年4月間已達百人。是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就任總理。《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在其後發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確指出,“此次辦法,務在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偽革命黨”,以嚴密組織,並號召黨員“協力同心,共圖次革命,迄於革命成功”。中華革命黨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堅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凱黑暗的專製統治下,再度舉起民主主義的戰鬥旗幟,是積極的。但是,它存在的弱點和錯誤也是明顯的。首先,認為民族主義已經完成,沒有提出反帝綱領。其次,在組織上強調黨的集中統,對純潔黨的組織,改變組織渙散,有定積極作用。但是,規定凡入黨者必須宣誓絕對服從孫中山個人,並按指印,這種做法則是落後的,以致不少老同盟會員不願參加。總章中還錯誤地按入黨先後把黨員分為“首義”、“協助”、“普通”等,所享權利不同,人為地造成黨內等級森嚴,從而加深了黨內外的隔膜,脫離了群眾。再次,中華革命黨堅持鬥爭是正確的,但卻過分著重於軍事,而忽視對群眾的發動。

黃興等批同盟會、國民黨中骨幹力量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他們方麵不同意服從個人和入黨辦法的規定,另方麵也是和孫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黃興周圍的些原同盟會、國民黨成員,擬擁黃興為領袖,另行組黨,同孫中山派分裂。黃興沒有接受,“為避免黨內糾紛,決計到美國遊曆”。第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留在日本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以討論歐事為名,於1914年8月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成立後,美國、南洋、歐洲及國內上海的些人相繼加入,共有會員100多名,主要是追隨黃興的國民黨軍事骨幹和國民黨中的穩健派。歐事研究會堅持反袁的政治主張,但在鬥爭策略上反對孫中山派的“急進”方針,主張“緩進”方針,存在著對再舉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極因素。

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創辦《民國雜誌》,揭露袁世凱獨裁、賣國的罪行;還在上海和海外辦些報刊,派人到會黨和部分軍隊中策動武裝起義。但是,由於它存在著上述的弱點和錯誤,影響遠不如同盟會。

袁世凱複辟帝製袁世凱在南方用武力鎮壓“次革命”,但在北方卻暫時保留國民黨員占多數的國會,目的是要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為了進步拉攏進步黨,於1913年7月任命該黨的熊希齡組閣,閣員除袁世凱親信外,還包括梁啟超、張謇等社會名流,號“第流人才內閣”。

熊希齡組閣後,袁世凱加緊策劃選舉總統的醜劇。按《臨時約法》規定,先製定憲法,然後憲法選舉總統。袁世凱急於實現“最高政府之集權”,在他授意和大肆活動下,1913年8月全國19個省區的軍事長官聯名通電,要求先選總統,後製憲,對國會施加壓力。國會議員們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下,於10月4日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10月6日,又投標選舉。這天,袁世凱派出了軍警幾千人,又收買流氓、兵痞,所謂“公民團”,把國會包圍得水泄不通,國會兩院議員,隻許進,不許出。還揚言:“非將公民所矚望的總統選出來,不許選舉人出議會步”。議員們餓終日,從早上8點至晚間10點連續14小時,戰戰兢兢投了次標,才將袁世凱選為大總統,這時會場外的“公民”們才在“袁大總統萬歲”的狂呼中散去。次日,國會又選黎元洪為副總統。

袁世凱當上正式大總統以後,認為國會存在,“政府無由集中”,“不宜統國家”。

11月4日,袁世凱借口國會中國民黨議員和李烈鈞有過聯係,下令解散國民黨,收繳國民黨議員(包括跨黨和脫黨者)438人的議員證書、徽章,使得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無法開會。另外禦用的“政治會議”代行國會職權。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2月下令停辦各省地方自治和解散各省議會。熊希齡內閣雖對袁世凱唯命是從,但待國會被解散,這個“第流人才內閣”的作用即已消失,2月,被袁世凱下令解散。

1914年5月,“政治會議”根據袁世凱的旨意,以“約法會議”的名義炮製出部《中華民國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行政首長,置國務卿人襄助”。正式取消了責任內閣製,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同專製皇帝樣大,撤消了國務院,在總統府下設政事堂,以國務卿為政事堂首腦,下設左右兩丞,另設參政院行使機關的權力,參政由總統任命。

5月,參政院開會,70多名參政大多數是袁的親信官僚、政客或前清遣老,進步黨梁啟超等人也被搜羅在列。參政院立即修改了《總統選舉法》,其中規定:1、總統任期10年,連選任無限製;2、總統任期屆滿時,若認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選,即可連任;3、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薦3人,預書於嘉禾金簡,藏之於金匱石室。這樣,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不僅可以終身不易,而且還能使總統職位由袁氏世襲。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度,已被袁世凱徹底破壞了。

袁世凱在取得“終身”總統之後,並不滿足,他還要正式稱帝。

為了做皇帝,袁世凱積極尋求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1914他恢複了封建時代的官吏考試製度,陛見製度和各種封建職官的名稱,並任命前清遺老徐世昌為國務卿,還把各省都督改為將軍,民政長改稱巡按使,道稱道尹,縣稱知縣。他還先後到孔廟和天壇去祀孔、祭天,率領文武官員,身穿古式服裝,行跪拜大禮,重演封建時代的“君權神授”。教育部則命令全國中小學恢複讀經、講經。時之間,尊孔讀經的逆流遍及全國。

為了早日登基,袁世凱以放手賣國來換取帝國主義的讚助。先後同俄、美、日、英等列強簽訂過100多個不平等的合同、協定和條約,拍賣了稅收、鐵路、礦山和領土主權,以便獲得帝國主義對他的支持。日本洞悉其稱帝需要尋求外交支持的迫切願望,公開提出需以相當的報酬作交換條件。1914年8月,第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便乘虛而入,借口向德、奧宣戰,但不派兵到歐洲戰場,卻在中國山東沿海登陸,占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聽任日本侵略。緊接著1915年1月28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十條”。其主要內容是:

第號4條,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切權利,並加以擴大;第號7條,要求將旅大租借期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99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第號2條,中日合辦漢治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準他人開采附近礦山;第號1條,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給其他國家。

第號7條,要求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間之鐵路建築權給予日本,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投資修築鐵路及開采礦產的優先權。

日本又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答複。袁世凱稱帝心切,竟於5月9日回複:除第號“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

其他帝國主義也出於對中國革命的敵視和為了掠奪更大的侵略權益,也紛紛對袁世凱稱帝企圖表示支持。

經過年多的準備,袁世凱認為在政治、思想、外交各方麵的條件都已成熟,於1915年夏秋之間,開始了複辟活動。

首先是公開製造複辟的輿論,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由美國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誣蔑中國民智低下,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胡說辛亥革革命“由‘專製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於是得出結論:“中國如用君主製,較共和製為宜。”為袁世凱稱帝製造理論根據。

另方麵,在袁世凱指使下,由楊度糾合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君子”;在北京了“籌安會”,宣稱“以籌國之治安”。籌安會打著學術團體的招牌,為袁世凱大造複辟輿論。大肆鼓吹中國必須“去共和”、“求君主”,袁世凱是解救中國的“救星”,宣揚如果堅持共和製,必“歸於亡國而已矣。”

籌安會還對複辟帝製進行了策劃。統籌安會的鼓動下,各地袁記死黨、爪牙及投機分子紛紛函電響應,並派代表進京請願,籌安會則代草請願書,於參議院開會前紛紛呈遞。

1915年9月1日參政院開會,裝模作樣地“審查”這些請願書。袁世凱急於稱帝,但又要盜用民意。於是派代表到參政院宣布:“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宜審慎”,應“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袁的部下心領神會,聞風而動。9月19日成立“全國請願聯合會”,作為複辟帝製的“民間機構”,時間,各種各樣的“請願團”都冒了出來,代表民意,要求袁世凱做皇帝。10月2日,參政院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來決定國體。10月8日,袁世凱公布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並讓各地加緊遷出“代表”,就地進行國體投標。

12月11日,參政院彙集了全體“國民代表”1993人,投票的結果,全部擁護君主製,並附有同樣文字的“推戴書”,致委托參政院“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立即於當天上書“勸進”,袁世凱又裝模作樣地推讓,將推戴書退回,並說:“今若帝製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當日下午,參政院再度“勸進”,袁世凱在以“民意為準”的幌子下,於12日高唱“民之所欲,予必從之”,正式接受帝位。13日接受了百官朝賀,大加封賞,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同時又宣布,1916年改為“洪憲元年”,成立大典籌備處,準備元旦舉行登極大典,正式爬上皇帝寶座。

護國戰爭的爆發在袁準備稱帝期間,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進步黨等組織,曾分別派人赴雲南策動武裝起義。在反袁各派的策動下,雲南部分高、中級軍官,多次舉行秘密會議,並著手組織武裝討袁。在袁世凱稱帝的前幾天,即派出步兵第1、第7團(雲南獨立後,改編為護國軍第1軍第1梯團第1、第2支隊),以剿匪為名,向滇川邊境開進,企圖配合後續部隊奪取川。12月25日,前雲南都督蔡鍔與雲南將軍唐繼堯等人,在昆明宣布雲南獨立,旋即建立雲南都督府,並在原有兩個師個旅的基礎上,迅速擴編成36個團共約2萬人的討袁護國軍。蔡鍔、李烈鈞分任第1、第2軍總司令,唐繼堯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軍總司令。每個軍下轄梯團(相當於旅)不等。每個梯團下轄2個支隊(相當於團)。計劃第1軍攻川,第2軍出桂,東征粵、浙,第3軍留守雲南乘機經黔入湘。爾後各軍在武漢會師北伐。另由都督府左參讚戴戡率部兵力入黔,策動貴州獨立。

雲南獨立後,袁世凱急令北洋軍和川、湘、粵等省軍隊共約8萬人,從川、湘、桂路征滇,企圖舉殲滅雲南護國軍。計劃由第1路司令馬繼增率北洋陸軍第6、第3、第20師各部及部分混成旅,從湘西經貴川由東麵攻入雲南;第2路司令張敬堯率北洋陸軍第7師和第3、第6、第8師各部,與駐川北洋軍和川軍會合後,從北麵進攻雲南;第3路由廣東陸軍第1師師長、新任雲南查辦使龍濟光率部出粵經桂入滇,攻擊護國軍後方。

川是護國軍與袁軍交戰的主要戰場,亦為雙方必爭之地。1915年2月,袁世凱就派其親信、陸軍參謀次長陳宦督理川軍務,並調中央直屬第4、第13、第16混成旅隨陳入川,加強川防務,連同川軍含各地警備部隊,共約4萬人。

1916年1月至3月,蔡鍔指揮護國軍在川敘州、納溪等地展開激戰,袁軍遭受重創。3月22日,袁世凱迫於內外交困,宣布取消帝製,仍居大總統位。蔡鍔堅持迫袁下台,繼續指揮所部頑強作戰。至3月底,連克江安、南溪等地,重新奪回納溪。袁軍傷亡甚大,無力繼續作戰。陳宦派人向護國軍要求停戰議和。與此同時袁軍在湘西;滇桂邊境的戰場上也遭遇了慘敗。袁世凱路征滇計劃宣告失敗。

袁世凱路征滇計劃雖告破產,護國軍卻未放鬆警惕,堅持迫袁下台。為徹底推翻袁的獨裁統治,5月8日,已獨立的滇、黔、桂、粵等省,在廣東肇慶成立對抗北洋政府的國務院。不久,陝西、川、湖南等省相繼宣布獨立。袁益陷窘境,6月6日病死。護國戰爭結束。

護國運動中,各派反袁勢力,包括取得主要領導權的進步黨人在內,不論他們有什麼企圖,都不能不以維護民國、恢複共和製相號召。護國戰爭的結果,推翻了“洪憲”帝製,埋葬了袁世凱,而且最終迫使段祺瑞宣布恢複《臨時約法》和國會。因此,護國戰爭是次勝利的革命戰爭。但是,護國戰爭的勝利果實最終又歸於北洋軍閥段祺瑞,國家政權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轉移,人民還是毫無所得,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府院之爭與張勳複辟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統治中國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走狗,擴張侵略勢力。在列強激烈爭奪下,中國出現了各派軍閥割據和互相火並的局麵。這種軍閥割據的現象,是由於中國“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而產生的。“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

北洋軍閥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存在著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為首的皖係和馮國璋(直隸河間人)為首的直係。袁世凱死後,兩派的分裂逐步表麵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握有中央大權,控製皖、魯、浙、閩、陝等省廣大地盤,以北洋派正統自居,企圖由他來宰製天下。馮國璋以英、美帝國主義為靠山,控製蘇、贛、鄂等省長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區。他就任了副總統,但不肯離開老巢南京去北京。以張作霖(奉天海城人)為首的奉係,原來盤踞奉天帶。護國戰爭期間,張作霖乘機在東省擴張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