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奉係成為皖、直兩係以外的支舉足輕重的勢力。此外，晉係閻錫山占據山西；張勳以長江巡閱使和安徽督軍的名義，率“定武軍”屯兵徐州，積極聯絡各地軍閥，成為陰謀擁溥儀複辟的中堅人物。在南方，各省軍閥自行其是，並不聽命於段祺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勢力最大的，個是唐繼堯的滇係，個是陸榮廷的桂係。
滇係占有雲貴兩省，在護國戰爭中向川擴張，與川軍閥進行爭奪。桂係在護國戰爭時，把廣東軍閥龍濟光趕到海南島，占據兩廣，勢力增大。
南北軍閥在袁世凱死後，首先爭執的是所謂新舊《約法》。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生前炮製的所謂新《約法》（《中華民國約法》），以國務院名義發布了個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總統職權的通電。段祺瑞的惡劣行徑，遭到了護國軍和全國人民的堅決抵製。唐繼堯等南方軍閥把持的國務院，梁啟超等進步黨人，孫中山、黃興等原國民黨人，以及北洋軍閥內部如馮國璋等，都主張應該恢複《臨時約法》和國會；根據《臨時約法》，黎元洪應該“繼任”總統，而不是“代行”總統職權。由於全國致反對，段祺瑞被迫暫時讓步。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恢複《臨時約法》，同時宣布定於8月1日召開國會。曆時近個月的新舊《約法》之爭，最終以《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恢複而結束。7月，國務院撤消。在南方的進步黨和原國民黨議員前往北京參加國會複會會議，南北暫時合作。
各種政治勢力、軍閥派係的矛盾和鬥爭，隨著國會的召開表現得日趨激烈，這些矛盾鬥爭，突出地反映在所謂“府院之爭”上。“府”即總統府，指黎元洪為代表的政治集團；“院”即國務院，指段祺瑞為代表的軍閥政治集團。支持黎元洪的力量是國民黨人和南方地方勢力，支持段祺瑞的基本力量是研究係和親段的北洋督軍。因此，這場鬥爭不僅是黎元洪和段祺瑞兩個人之間爭權奪利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係與國民黨的矛盾、國民黨與皖係軍閥的矛盾等。
“府院之爭”到1917年提出“參戰問題”時，更加表麵化了。這年2月，德國宣布將以潛艇無限製封鎖海裏。美國宣布對德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與它采取致行動，並提議借款給中國作參戰軍費。日本獲悉後，惟恐落在美國後麵，也積極支持中國參戰，並以減緩交付庚子賠款、提高關稅和提供參戰軍費為誘餌。美國為了與日本抗衡，隨即改變態度，反對中國參戰。美、日在中國對德外交問題上的衝突明顯地表現出來。
黎元洪本來擔心段祺瑞在參戰的名義下，進步加強對自己和國會的控製，因而支持和響應美國反對中國參戰的主張。段祺瑞為了進步加強自己的實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慫恿下，決心立即實行對德絕交，繼之以宣戰。段祺瑞借參戰為名以擴充武力的企圖，也遭到些地方軍閥的反對。在國會中，研究係的議員完全追隨段祺瑞，主張對德參戰；而國民黨議員，則多數持反對的態度。3月，國會通過了對德絕交案。但是，參戰問題成為府院鬥爭的焦點，也是國會兩派鬥爭的焦點。當時，國會內外、朝野上下形成很強烈的反對參戰的輿論。段祺瑞召集以皖係軍閥為骨幹的十餘省督軍，在北京舉行“督軍會議”，決定讚成參戰，並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5月10日，國會開會審議此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凱的故伎，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公民請願團”，將國會包圍，要求當日參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離開會場。段祺瑞的這行徑遭到了議員們的抵製，當日並無結果。19日，國會複議對德宣戰案時，決議暫緩討論。段祺瑞竭力爭取的參戰案，被擱置起來。
黎元洪看到段祺瑞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在美國公使“允為後盾”的情況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赴天津，指使皖、奉、豫、浙、魯、陝、黑和直隸省軍閥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部，要以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勳向黎提出願進京調停，黎邀張進京。段祺瑞也想借張勳之力打倒黎元洪和解散國會，因而也同意由張勳出麵調停。張勳乘機擁溥儀複辟。
張勳率領4000餘辮子兵，於6月7日由徐州登車北上。8日，張勳的辮子軍進北京，張本人則在天津停留。段祺瑞表示與張“合作”。張勳通知黎元洪必須解散國會，否則以武力對付。黎元洪直以遵守《臨時約法》自我標榜，且以根據《約法》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申斥過督軍團。此時，迫於張勳的威脅，再也顧不得什麼“約法”了，終於在6月13日下令解散國會。14日，張勳進入北京。28日，康有為等抵達北京。當晚，張勳、康有為夥在張宅舉行會議，決定了複辟計劃。7月1日淩晨，他們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複辟，改稱這年為“宣統年”，通電全國，改掛龍旗。張勳任所謂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大權獨攬。康有為被封為“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徐世昌），親自修改宣布複辟的“上諭”。“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時，北京街頭又出現了穿著清朝袍褂、腦後拖著真假發辮的遺老遺少，光怪陸離，烏煙瘴氣。
7月2日，黎元洪特任馮國璋以副總統代總統職務，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隨後，他逃離總統府，躲入東交民巷日本使館。
複辟消息傳出後，“全國民情，莫不反對複辟”。
護國厲援會”，繼續聲援反複辟的正義鬥爭。
在人民鬥爭的推動下，孫中山繼續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反帝製、反北洋軍閥的鬥爭。當複辟消息傳到上海後，孫中山非常憤慨，發表了《討逆宣言》，表示堅決反對帝製複辟，反對軍伐統治，維護民主共和製度。
段祺瑞看到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陰謀已經得逞，即通電全國宣布討伐張勳。馮國璋也通電反對複辟。在此前後，湖南、湖北、直隸、山東等十省的督軍也相繼發表通電，反對複辟。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召集軍事會議，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梁啟超為聘任參讚，成為段的首席幕僚。4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進軍北京。
各省軍閥也隨之搖身變，表示反對複辟，甚至出兵“討逆”。張勳進京時隻帶4000餘辮子兵，留在徐州的辮子兵因山東軍閥隔斷交通而無法北上。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辮子兵被繳械，張勳逃入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後又化裝逃出北京；溥儀再次宣布退位。這次複辟醜劇，僅12天就迅速破產了。
張勳複辟在全國人民反對下，頃刻瓦解，可是，段祺瑞卻成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臣，繼續壟斷北京政府，變本加厲地實行反動的軍閥專製賣國的黑暗統治。
西原借款經過張勳複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下台，副總統馮國璋代理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上台當權的還是北洋軍閥，段祺瑞把持中央政府大權。
對德參戰，因已無國會，無須取得它的通過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大總統發布》，正式宣布對德宣戰。美國這時已參加大戰，願意與日本在中國問題上暫時妥協。11月2日，美國國務卿藍辛與日本外務相石井菊次郎在華盛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這給了日本獨占中國的有利條件。段祺瑞政府以“參戰”為名，向日本進行大宗借款，組成所謂“參戰軍”，擴充皖係勢力，進行反動的“武力統”政策。
日本大隈內閣執行的露骨的侵華政策，激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加深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因此為日本元老派所不滿，大隈因對華外交辦理不善的原因而下台。1916年10月，寺內正毅繼任總理大臣。他鑒於前內閣的失敗，根據其重要謀士西原龜等人的建議，掛出“日華親善”的招牌，改變了對華方針：表麵上“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內政“不加幹涉”，實際上，第，支持段祺瑞政府推行武力統政策，日本給予貸款和軍火援助；第，除與日本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區有關問題外，盡可能和各國保持協調，同時努力使列強逐步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第，在南滿東蒙擴大日本的特殊利益，在福建確保日本的特殊關係，山東問題設法享有德國戰前的切權利。寺內內閣任內年間，日本對華各項借款總額達3.86億日元。其中，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西原以“私人身份”次來華，經手筆借款，合計1.45億日元。這些借款，通常被稱為“西原借款”。
段祺瑞通過各項借款，把中國的權益大量出賣給日本。例如，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等名目，將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鐵路以及吉林、黑龍江兩省的森林、金礦都抵押給日本；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電話借款”等名目，把我國電訊事業交給日本控製。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為段祺瑞訓練和設備了個師、個旅的“參戰軍”，讓日本掌握對參戰軍的指揮權。“軍械借款”還規定，將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槍炮的口徑，必要的機要部分及子彈的規格”，均按照日本“實行統”。段祺瑞答應“將兵工廠及各省煤鐵大礦”歸日本控製和壟斷，作為借款的抵押。
日本還以“顧問”、“教官”等名義，給段祺瑞政府派來大批間諜、特務、軍國主義分子，以加強對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的控製。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使日本後來據為口實，不肯把山東交還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沙皇俄國勢力瓦解，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推行其“大陸政策”的大好時機，立刻把注意力轉向中國東省北部，極力謀求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定。在日本的頻繁活動下，段祺瑞皖係軍閥積極響應。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定了所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通過中日軍事協定，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我國東北與蒙古的特權。軍事協定簽訂後，日本立即將其策劃已久的侵占中國東北的陰謀付諸實施，日軍萬人開進東北，把侵略勢力進步擴張到東省北部，迅速代替了沙俄在東省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賣國罪行，使中國麵臨著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1918年5月，留日中國學生召開大會，抗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軍事協定，組成“大中華民國救國團”，號召集體分批回國請願，為救亡圖存竭盡全力。各省留日學生紛紛響應，回國進行活動。在國內，全國商界聯合會通電反對中日軍事協定。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工業專門學校、政法專門學校等學生2000餘人，齊集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相繼奮起要求廢約。
護法戰爭的爆發1917年8月至1918年5月，孫中山為維護與恢複標誌共和國體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發動和領導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這就是護法戰爭，又稱“南北戰爭”。
1917年7月1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複辟。6日，孫中山偕廖仲愷、朱執信等人由上海乘“海琛”號軍艦啟程赴粵，計劃以廣東為基地，組織武力討伐張勳。孫中山等尚未抵粵，張勳辮子軍已被原國務總理、皖係軍閥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擊敗，複辟被粉碎。
段複任國務總理，重掌北洋政府大權後，通電各省拒絕恢複約法和國會，並派北洋軍第8、第20師隨皖係前陸軍部次長、新任湖南督軍傅良佐入湘，鎮壓南方革命。17日，孫中山等抵達廣州後，電邀國會議員赴粵，並致電和派人聯絡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等人，共圖推翻以段為首的北洋政府。桂、滇軍閥亦企圖借護法旗幟，獵取湖南、川等地盤，以便對抗段的武力統政策。8、9月間，在廣州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建立中華民國政府，興師討伐段祺瑞。計劃以滇、黔、桂、粵等省陸軍和海軍部，共約15萬人，分從湘、川和閩浙路會攻北京。中路由廣西督軍譚浩明為兩廣護國聯軍總司令，率部出湘入鄂；左路由雲南督軍唐繼堯任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指揮所部攻川，得手後與中路會攻武漢；右路由海軍總長程璧光等指揮粵軍和駐粵滇、桂軍及海軍，先取閩浙，再圖滬、寧，後由海路北上，與中路、左路並進。段祺瑞調集北洋軍和湘、粵、閩等省軍隊近20萬人，企圖以主要兵力入湘，製服兩廣，以部兵力奪取川，製服滇、黔，進而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實現武力統全國的計劃。
戰爭初期，護法軍英勇善戰，在湖南、川、廣東、福建等地相繼大敗北洋政府軍，形勢片大好。湘粵桂護法聯軍攻占嶽陽後，按照孫中山計劃，應在湖北靖國軍石星川、黎天才等部協同下，加上滇黔川靖國軍以部兵力配合，乘勝攻取武漢，繼續向北推進。
但由於滇、桂軍閥各懷私利，尤其是桂係軍閥滿足於占領湖南，擁兵不前，與北洋集團媾和，還對軍政府進行分裂破壞活動，嚴重削弱了護法部隊戰鬥力，給北洋政府繼續調兵遣將，進行瘋狂反撲提供了可乘之機。護法軍在北洋軍的反撲中相繼在湖北、湖南戰場失利，長沙很快失守，護法聯軍分向湘桂邊境潰退。
5月初，國會非常會議在西南軍閥操縱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將大元帥製改為總裁合議製，進步排擠孫中山。孫中山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護法戰爭結束。
護法運動對反對洋軍閥反動統治，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有其進步意義。但是，孫中山的“護法”口號，沒有提出和涉及有關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沒有反映廣大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至於當時的舊國會，也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孫中山所指望的力量，還隻是和北洋軍閥有矛盾的南方軍閥，沒有個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也沒有可靠的革命武裝，護法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已陷入絕境，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民族工業的發展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誕生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開辦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廠礦約700個，資本總額僅1.3億多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民族工業的發展十分緩慢。
辛亥革命給封建製度以衝擊，在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外，還有不少商界人士參加各地的軍政機構，擔任了要職。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取得他們的支持，也吸收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陳其美、周學熙、張謇等擔任工商總長、財政總長的職務。資產階級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製訂出若幹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工商部於1912年12月5日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規定工藝品的發明者有權申請專利；1914年1月分布了《公司保息條例》；1915年公布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條例雖然未盡完善，有些規定因時局多變也未能付諸實行，但它終究解除了清政府原來對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幹限製，也逐步廢除了些封建性的專利壟斷。南京臨時政府關天“振興實業”的輿論宣傳，和為此而著力提倡國貨運動，激勵了工商業者投資開辦工廠，愛國華僑也競相歸國投資辦廠和努力推銷國貨產品。1915年日本提出陰謀滅亡中國的“十條”後，全國人民更掀起了大規模的抵製日貨運動，時間人人以用國貨為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傾銷，直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和壓力。這種障礙和壓力，到了第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由於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地有所緩和。根據海關統計，中國在1913年的進口總額為5.7億餘兩，1915年減至4.5億餘兩，減少了1/5左右。以後逐年遞減，到1918年，法國貨的進口額比戰前減少了1/3，英國貨減少了半，德國貨則完全停止進口。與此同時，由於交戰國急需從中國進口大量的麵粉和日用百貨，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年年增長的趨勢，1913年為4.03億兩，除1914年有下降外，此後年都比1913年增長了14.8%到20.5%。由於商品進口減少，出品增加，中國多年來入超逐年嚴重的情況也有所緩解，由2億多海關兩減至3000多萬海關兩。進口下降，出品增加，而國內市場的需求並未減少。國內市場及出口的需要，刺激了民族資產階級投資辦廠、追求利潤的要求。
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中國新建的廠礦企業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企業到1.3億元以上，相當於辛亥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長了倍。
在辛亥革命後開辦的企業中，以紡織和麵粉工業發展最快，針織、印刷等輕工業也有不少進展。紡織工業，1913年前全國共有231家工廠，資本3254.7萬元，到1920年已增到475家工廠，資本8275萬元。紡紗業1913年共有紗錠65萬枚，到1919年增為118萬枚。紗廠的盈利也很豐厚，16支紗在1914年每包盈利為19.58元，1917年達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同時期，布機由2016台增為2650台。廠數和紗錠、布機數在短短幾年內就超過以往20多年所有積累的兩倍多，這樣的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麵粉業在辛亥革命前基礎薄弱，在1896年至1912年的17年間，民族資本開設的廠才47家，占國內麵粉廠的52.2%，生產能力占39.8%。而1913至1921年的9年間，全國就設立了123家麵粉廠，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設廠的85.4%；生產能力占新設廠生產能力總數的82.2%。被譽為“麵粉大王”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所創辦的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在這時期已由辛亥革命前的2個廠、4個粉磨發展到11個廠、300多個粉磨。從麵粉進出口來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200萬擔以上，從1915年起開始出超19000餘擔，到1920年，出超達到300多萬擔。
其他如火柴業，1911年全國30家左右，到1919年增加了43家，1920年又增加了23家，成為民族火柴業發展最快的年。針織業是這時期的新興行業。第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素來盛銷中國的德國衫襪，來源告竭，貨價昂貴，各地針織工廠時風起雲湧，1913年21家，1914年67家，1915年85家。些設備先進的工廠大多集中在上海。
到1922年，上海裝有電機的針織廠有8家，其中以1917年創辦的中華第針織廠規模最大，有210台織襪機，52台羅紋車，246台織襪頭機，26台搖紗機。這種情況在上海以外的工廠很難見到，外地工廠普遍使用手搖機織製。印刷工業在辛亥革命後，也隨著學校、報館、雜誌社和書店的日漸發展而不斷興旺。中華書局印刷所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誕生的，並以率先出版中華民國小學語文課本打開局麵，以致“開業之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竭力應付，基礎於是乎立”。此外，如罐頭、蛋粉、皮革、製紙、卷煙、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輕工業亦有相當發展。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在這時期也有發展。鋼鐵冶煉業，1914年開始興建大冶鐵廠等個鋼鐵廠，1916年建立宣化的龍關（後改為龍煙）鐵礦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興鋼鐵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開始興建。采煤業，全國華商機器采煤量，由1912年80萬噸到1919年增至330萬噸。使用動力機械的工廠，1913年隻有400至600家，到1921年增加到2000多家。電力、運輸和金融業也得到了發展。1913年，全國共有電力工業的62%。在運輸方麵，以輪船為例，1913年有133230噸，1919年增為287592噸，年增加了115%。金融業方麵，以新式銀行為例，1913年全國共有銀行15家，資本1.1488億元；到1919年年間新增銀行42家，資本1.0276億元。
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擁有巨額資本的大企業有所增多。1912年，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大企業約25個，1919年，增加到43個。擁有資本1200萬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都是這個時期出現的。
除新設廠礦外，原有廠礦大部分積極擴充。不僅輕工業普遍增加投資，批手工業作坊也迅速向現代化機器工業轉化。如上海絲織業，“辛亥以前，廠戶多用木機、鐵機，以製造綢貨。至民國年，物華廠裝置電力織機，出品精良，營業大振，於是繼之者如雨後春筍”。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暫時的發展，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長。1914年3月15日，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實力不斷增強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矛盾加深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要求也日漸強烈。
中國民族工業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也仍然很濃。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並沒有改變。
首先，中國民族工業是趁歐美帝國主義在第次世界大戰期間無暇東顧的機會進步發展起來的，因此，這種發展是很短暫的。等到第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列強又都卷土重來，中國的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逐漸蕭條。出口量猛增的麵粉戰後急劇下跌，馬上轉為入超。其它行業也是如此。大戰期間民族工業的興旺發達的景象，隻不過是曇花現而已。
其次，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的發展多集中在輕工業，發展較快的部門是為帝國主義戰爭提供戰爭物質的麵粉業、紡織業等；是帝國主義禁止出口的機械金業，中國的機械金工廠在1920年已由戰前的101家增至252家；是帝國主義顧不上的針織等行業。因此，中國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還是跟著帝國主義市場的需求轉，發展是畸形的、零亂的，根本無法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