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中國民族工業在大戰期間雖然出現了些上百萬元的大公司，但發展較快的還是中小企業和工場手工業。據統計，從1903年到1908年，注冊公司數是127家，資本總額為512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2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40.5萬元。從1913年到1915年，新注冊的公司數為124家，資本總額2442萬元，平均每年設立公司41家，每個公司的平均資本為19.6萬元。辛亥革命後每年平均新注冊的公司雖較前期增加了倍，但各廠的平均資本卻少了倍多，顯然是小資本多於大資本，中小廠家增多之故。
第，中國民族工業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第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擺脫帝國主義的控製。以紡織和采煤為例，直到1913年，中國75.6%的機械采煤工業、46.7%的紡錠和59.2%的布機，還是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趁歐戰期間積極在華擴充勢力。它出兵強占青島，不僅把德國在該地的所有工廠都據為己有，而且迅速地在山東各地開礦建廠，很快就擁有了130多家廠礦企業。日本這時在對華貿易方麵，已取代英國而躍居第位；在金融方麵，在華新設了家銀行，接近同時期外國在華新設銀行的2/3；在搶奪利權方麵，獨占了這時期的鐵路投資，實力急劇膨脹。美帝國主義在這期間也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到1919年，在對華貿易和航運方麵都僅次於日、英而躍居第位。
民族工業發展中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仍是微弱的。辛亥革命後幾次反帝反封建軍閥鬥爭都由於軟弱無力而歸於失敗。
工人階級的成長隨著中國資本主義進步發展，外國在華投資增加，中國無產階級隊伍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前，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不超過60萬人，到1919年運動前，已達200萬人左右。他們雖然成長較晚，人數較少，但非常集中，大多數在上海、武漢、廣州、天津、青島、濟南、哈爾濱、無錫等工業城市及礦區；集中在鐵路、礦山、航運、造船、紡織、麵粉等企業中。帝國主義在華廠礦，由於規模大投資多，集中工人較多自不待言，就是本國開設的廠礦，也往往因為技術水平低而采用工人多，工人也很集中。這種集中性，有利於工人階級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的提高。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壓迫剝削。包工製、把頭製、監工製、學徒製等封建勒索和壓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資、打罵工人是常見的。中國工人工資之低，工時之長，是世界罕見的。1919年前後，般產業工人，不過勉強維持個人溫飽；滿鐵企業中的華工工資僅相當於日人的1/4；最低的女工工資隻有5分。工時般是12小時，有時多達十個小時。星期日多無休息。根本沒有勞動保護和安全措施。如日本控製的撫順煤礦，1913年年間就發生事故2000餘起，死傷工人3000多人。1917年1月11日，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900多名。
中國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先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罷工列為“妨害秩序罪”和“騷亂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章明文規定：“最高當局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寧……起見，決定采取警察力量，防止切工人結合與行動。”
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與壓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
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愈來愈多，罷工規模和鬥爭水平都有顯著提高。
從1912年到1919年5月的7年間，罷工達130多起，比辛亥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倍還多。1916年以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1916年為17次，1917年為23次，1918年增到30次，1919年僅頭5個月間就達19次，反映了工人運動日益走向高漲。罷工的規模也大多超過辛亥革命前的鬥爭。如1915年日商上海第紗廠工人罷工、1917年上海英美煙廠工人罷工、1918年新紗廠工人罷工，每次都有幾千工人參加。工人罷工中還出現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已由分散發展到聯合鬥爭。如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個輪船公司的中國海員為響應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總同盟罷工，1915年蘇州絲業工人舉行全行業的同盟罷工，1916年北京等地支援天津法租界工人同盟大罷工舉行罷工，1917年上海中華書局印刷廠等支援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罷工而罷工。這些罷工表現工人階級無私團結的階級品質。
辛亥革命後工人罷工，多為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勞動條件，不堪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而舉行的。但罷工也日益明顯地開始由經濟鬥爭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1915年反對日本“十條”和1916年反對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的鬥爭，是這時期兩次大規模的反帝反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工人成為這兩次鬥爭的主力，並用同盟罷工把鬥爭推向高潮。
1915年在反對袁世凱賣國政府與日本簽訂“十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日本企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參加鬥爭。長沙等許多地方工人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抵製日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袁世凱賣國。1916年天津反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鬥爭，更顯示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老西開靠近天津法租界，法國帝國主義者早在清朝光緒年間就企圖把老西開並入租界。1915年當日本提出“十條時，法國公使乘機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這個無理要求，並於次年10月17日強占了老西開。北洋軍閥政府已表示“未嚐不可”，承認了法國的要求。天津人民卻立即掀起反抗怒潮，舉行數千人公民大會，聲討法帝國主義的罪行。在法租界和法國企業中的工人決議實行同盟大罷工。
11月14日，首先在法國經營的工廠、電燈公司、電信局開始同盟罷工，其他工種的中國工人也相繼罷工，甚至巡捕、男女傭工“亦全體告退”。罷工工人以致行動，粉碎了法帝國主義的增薪收買、分化破壞行動。在天津工人大罷工的有力推動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積極罷工支援。天津罷工鬥爭堅持個月之久，取得定勝利。
中國無產階級在鬥爭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會組織以適應新的鬥爭。1912年，上海出現以徐企文為首的“中華民國工黨”，它是改良性質的工團組織，既有工人、技術人員參加，也有資本家參加，後被反動政府解散。除上海外，武漢、長沙、天津、廣州等地都出現了早期的工會組織，曾領導過罷工和在爭取工人福利方麵做了些工作。這些工會也都先後被破壞。
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工人運動的日趨高漲，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由自發的階段向自覺的階段轉變。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工人階級，自第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階級條件。
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過些宣傳資產階級思想與文化的工作，資產階級文化同封建文化進行了定的鬥爭，但資產階級文化沒有動搖封建舊文化的根基。
由於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滅了，黑暗重新籠罩大地。與政治上的反動相適應，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相結合在思想文化方麵掀起了股十分反動的尊孔複古的逆流。袁世凱政府通令全國尊孔讀經，祭孔祀天，企圖以此詆毀和摧殘度興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在這股反動思潮麵前，資產階級比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更為軟弱。他們對袁世凱掀起的尊孔複古的思想逆流缺乏必要的認識，忽視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批判與鬥爭。些資產階級文化代表人物或者偃旗息鼓，或者彳旁徨苦悶，甚至與封建遺老們同流合汙，成為複辟帝製的幫凶。但是，辛亥革命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先進的中國人必然要繼續探索救國的真理。隨著辛亥革命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中國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政治正醞釀著場新的革命運動，部分激進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發動了場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陳獨秀（1880——1942年）安徽懷寧人，早年留學日本，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投身於反清的革命洪流中。1913年參加“次革命”，1915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逐漸成為激進青年的思想領袖。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文，向青年們提出了項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獨秀曆數當時中國社會的黑暗，第次提出了“人權”和“科學”的口號，樹起民主與科學的兩麵大旗。他要求青年解放思想，以求實進取的精神奮起自救。《青年雜誌》自1916年2卷1號起改名《新青年》。1916年底《新青年》由上海遷到北京出版，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陳獨秀、李大釗（1889——1927年）、胡適（1891——1962年）、魯迅（1881——1936年）等先後成為《新青年》的編輯或撰稿人。從此，《新青年》隨著發行量的增加，在群眾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新青年》被譽為“青年界之金針”和“良師益友”。《新青年》雜誌聯係了大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領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民主是指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製度，並要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反對封建專製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製政治服務的封建舊倫理、舊道德，建立個像法國那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主還提倡個性解放，平等自由，成為自主、自由的人；科學主要是提倡自然科學，提倡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傳統觀念和切社會問題，反對迷信，反對偶像崇拜，宣傳進化論、唯物論和無神論。
《新青年》於1918年發表了係列反對鬼神迷信的文章。當時國內不少地方有人設壇扶乩，宣傳鬼神附體，有專門的《靈學》雜誌，還組織了靈學會。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提倡“以科學代替宗教”，宣傳無神論，介紹了些西方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哲學，鼓勵青年年發揚活潑上進、追求真理、為真理獻身的精神。
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認識到，要提倡民主和科學，建立和鞏固共和政體，必須對以維護封建專製為基本內容的孔子學說和尊孔思想進行批判。他們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為武器批判了封建的儒家思想和舊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李大釗、易沙白等著文揭露了封建倫理綱常的反動實質。陳獨秀認為孔子學說是中國社會前進的絆腳石，主張毀掉全國孔廟，認為人格的獨立、政治的民主與儒家的綱常名教勢不兩立；李大釗也是個反孔主將，他認為孔子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他稱那些尊孔複古之輩是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對他們不能姑息，要燒掉他們的書，殺掉他們的人，使他們永遠絕跡。在批孔中，川學者吳虞以言論激烈而名聲大噪。他從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把儒家的倫理道德、封建的家族製度和政治上的專製主義聯係起來批判。他認為封建家族製度是專製主義的根據，而封建倫理道德由鞏固家族製度而鞏固了專製主義。吳虞把“麻木不仁的禮教”比作“洪水猛獸”。魯迅是稍後投入新文化運動的，但他出現便立刻成了反封建鬥爭中個勇猛頑強的文化戰士。1918年4月，魯迅發表了第篇白話體小說《狂人日記》，從封建禮教“歪歪斜斜”的“仁義道德”中揭示出“吃人”的本質，大膽地指出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就是“吃人”的曆史。魯迅寫了許多犀利的雜文，從各方麵對封建宗法製度及舊禮教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
新文化運動的另重要內容是提倡白話文和進行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文，主張對文學內容和形式進行次改革。在內容上，“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方法”，“不作無病之呻吟”，“不講對仗”，“不辟俗字語”。同年2月陳獨秀在他的《文學革命論》文中，正式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主張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這樣把反封建的鬥爭與反對文言文、老股、提倡文學革命結合起來。在這次文學革命中，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等小說和雜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禮教的革命內容和白話文的新形式結合起來，樹立了新文學的典範，為文學革命做出了貢獻，也為新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新文化運動還對婦女解放、家庭問題、婚姻戀愛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把這些問題也作為批判封建舊禮教、舊道德和社會解放的個重要內容，宣傳了男女平等和個性解放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
新文化運動是辛亥革命以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反對袁世凱破壞共和、圖謀複辟的鬥爭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反映，實際上也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補充。領導這次運動的是激進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其性質仍是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運動。
這次新文化運動有其嚴重的缺點。新文化運動是由激進民主主義者發動的，他們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圈子裏和思想文化領域裏，沒有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沒有同廣大人民對軍閥統治的不滿和反抗結合起來，這就限製了新文化運動的實際效果。《新青年》還回避當時反對軍閥政府的實際鬥爭，開始曾宣稱“批評時政，非其旨也”，缺乏政治鬥爭的自覺性。新文化運動的些倡導者對待中國曆史文化的評價帶有形式主義的偏向，認為中國文化切皆壞，西洋文化切皆好，對祖國文化遺產不加分析地筆抹殺，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頂禮膜拜，甚至主張全盤西化。這方麵表現最突出的是錢玄同，他為反孔而主張“惟有將中國書籍概束之高閣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剿滅”中國文化。顯然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片麵的和錯誤的，它不能解決批判與繼承的關係問題，對以後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盡管新文化運動有諸多缺點，但這並不妨礙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曆史功績。新文化運動是場偉大的啟蒙運動，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新文化同封建主義舊文化的次激烈搏鬥。新文化運動以磅礴的氣勢給封建的專製主義、封建的倫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這次運動較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時期對封建主義的衝擊更進了步，給辛亥革命失敗後的死氣沉沉的中國思想界以巨大震動。
新文化運動大力宣傳民主和科學，對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從封建專製所造成的盲從、蒙昧中解放出來，對啟發人們的理智、啟發人們的民主主義覺悟起了極大作用。
它促使人們更加迫切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從而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條件。新文化運動還為外國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各種思想流派傳播到中國敞開了大門。因此，新文化運動實際上為以運動為其開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思想文化上做了準備。
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正當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俄國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它在中國引起了極大震動，並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影響。
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從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受到鼓舞，開始認真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
這就使得1915年開始發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逐漸變成個廣泛宣傳馬列主義運動。
1919年5月，李大釗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馬克思研究專號）》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2萬多字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個組成部分均有闡述，成為當時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此後，《新青年》不斷發表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中國工人狀況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第6號編為《勞動節紀念》專號，其中發表了李大釗的《MayDay運動史》文。同時，在李大釗的幫助下，從1919年5月起，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這個專欄存在了6個月，其間刊載了馬克思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最早的全譯本和定數量的介紹馬克思、列寧、李卜克內西等革命領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情況的文章。《每周評論》在後也不斷刊登有關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紹蘇俄政府頒布的憲法和土地法、婚姻法等。《國民》雜誌登載了《共產黨宣言》第章和《鮑爾錫維克主義底研究》等譯文，連載了《馬克思的曆史的唯物主義》、《蘇維埃俄國的經濟組織》、《蘇維埃俄國的新農製度》等介紹性文章。1920年8月，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此外，《資本論自敘》、《科學社會主義》等也相繼問世。列寧的著作亦開始流行。
與此同時，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社團紛紛出現。1920年3月，在李大釗指導下，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達100多人，另外還有長沙毛澤東等組織的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天津周恩來等組織的“覺悟社”，武漢惲代英等組織的利群書社等。
後，馬克思主義在高等學校講壇上也占有定的位置，些學校舉辦了馬克思主義的講座。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和北京高等女子師範開設了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將來等課程。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批革命知識分子成長起來，開始形成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隊伍。李大釗在前就實現了從激進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在後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起著重大作用。他連續發表許多文章，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化》、《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等，比較係統地、正確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渴望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的良師益友。陳獨秀的思想在1920年出現明顯的突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毛澤東、李達、周恩來、鄧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批知識青年堅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以其真理性吸引著有誌於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的先進青年，代新人在馬克思主義的培育下成長著。
愛國運動1918年11月，第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為了處置戰敗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權益，協約國集團於1919年1月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政府於1917年對德宣戰，成為協約國的夥伴，所以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在國內輿論的推動下，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方麵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共有項希望條件；（）取消“十條”；（）收回大戰期間被日本奪占的山東主權。前兩項提案被和會以不在討論之列予以拒絕。在討論山東問題的會上，日本代表牧野以日本曾在對德作戰中遭到“不小的犧牲”為由，無理地提出日本應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島嶼及在中國山東的切權益。中國代表顧維鈞則從法理上和情勢變遷上論證了中國收回山東主權是完全正當的，要求將膠濟鐵路、膠澳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切權利直接交還中國。雙方展開激烈的舌戰。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維護各自的既得利益，決定犧牲中國。4月30日，英、美、法在“最高會議”上通過了對德和約中的山東條款，其中規定：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的切利益、特權無代價地讓與日本；德國在膠州領土內的所有動產及不動產均歸日本所有；德國將關於膠州領土內的民政、軍政、財政、司法等項檔案文件移交日本。這樣，中國作為戰勝國，不但沒有維護住自身的主權，反而在這場帝國主義的肮髒交易中被人任意宰割了。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使全國人民無不十分悲憤。5月3日，北京學界、商界、軍界、政界分別集會，其中以青年學生最為激進。當晚，1000多北京大學學生和其他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聚會，群情激憤，當即決定：（）聯合各界致力爭；（）通電巴黎專使，拒絕和約簽字；（）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北京學界大示威。同時，北京高等師範等校學生也在秘密活動著。
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十幾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從麵方彙集天安門。學生們手持各色小旗，上麵寫著“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拒絕和約簽字”，“還我青島、保我主權”，“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愛國學生在天安門發表演說，宣讀宣言。宣言剴切陳詞，動人心魄。會後，學生們出中華門，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路散發傳單，不少市民也加入遊行隊伍。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時受到外國巡捕的無理阻攔，反複交涉近2小時，仍不得通行。學生們憤慨異常，轉往東長安街直奔趙家樓胡同曹汝霖家。在曹宅學生們不見曹汝霖，盛怒之下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並放火燒了曹宅。北洋政府派大批軍警趕來鎮壓。這時絕大部分學生已經離去，未及走脫者被抓去32人。
5月4日晚，北京各校學生開會討論如何營救被捕同學和繼續鬥爭。第天，北京各專科以上學校開始總罷課。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
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願，得到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天津、上海等地的學生和社會各界紛紛發出通電，堅決支持北京學生愛國行動，強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釋放被捕學生。以蔡元培為首的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團也積極參加營救被捕學生的活動。全國各界人民的有力聲援迫使北洋政府於5月7日釋放了被捕學生。
但是，北洋政府又在同日下令禁止召開國民大會。第天，徐世昌竟下令警察廳將釋放的學生送交法庭審理。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軍閥政府威逼下辭職離京。5月11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成立，和學生們起參加愛國鬥爭，簽名要求挽留蔡元培；13日，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為力爭挽蔡，致提出辭呈。全國各地要求挽留蔡元培的電報也紛至遝來。在廣大師生的團結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5月14日，北洋政府不得不以總統徐世昌的名義下了挽留蔡元培的指令；但又同時下令慰留“請求辭職”的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並責成北京及各地方當局加緊鎮壓學生的愛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