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新編第三、第四、第九洞。在新編第三、第四洞的藏經中,有《大般若經》卷105至卷192的大量刻經。這些卷次的刊刻時間,多在唐乾元、大曆、建中時期(758~783)。又從洞中所藏其他諸經“題記”分析,第三洞藏經多為唐代前期刻經,第四洞藏經最早為鹹亨二年(671)刻經。估計第三洞可能鑿於7世紀前期,第四洞可能在7世紀後期。第九洞藏經主要是唐代中期刻經,估計該洞可能鑿於7世紀後期,或8世紀初期。
第五,新編第六洞。洞內主要藏有明代刻經,並有董其昌題“寶藏”匾額。因此,有人認為該洞為明代所鑿。但洞中又貯藏有唐開元年間題記的碑多方,所以,此洞到底鑿於何時,仍需進一步研究。
房山石經的鐫刻和儲藏,曆史久遠,與其同時建造的雲居寺,曆史也可謂漫長。刻經需要寺,寺因刻經而更興旺發達,互相促進,相得益彰。
雲居寺藏經
關於雲居寺的始建時間,許多人認為是靜琬刻經時所建,其實不然。據遼天慶七年(1117)《大遼燕京涿州範陽縣白帶山石經雲居寺釋迦佛舍利塔記》載:“案諸傳記並起寺碑,原其此寺始自北齊(550~577),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門智苑……發心磨瑩貞石鐫造大藏經,以備法滅。”可知雲居寺始建於北齊。再參照“涿鹿山石經堂者,始自北齊”的記載,以及北齊時鄴都佛教、佛學、刻經盛況,雲居寺和華嚴堂均始於北齊的說法是可信的,隻是具體建造情況難考。
關於唐臨《冥報記》所載靜琬修建雲居寺的故事,剔除其穿鑿附會部分,利用其合理的材料,則可證明靜琬當時在選中了石經山和原有洞穴,發願刻經久貯的同時,確實還擴建了雲居寺,正如《冥報記》中所言:“苑嚐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岩前造木佛堂並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辦,恐分費經物,故未能起作。……山下有大鬆柏數千株……苑乃使匠擇其木,邑裏喜悅而共助造堂宇,頃之畢成,皆如其誌焉。”這應是雲居寺的第一次擴建而不是始建。從其有佛堂、食堂、寢室,能滿足役匠既多的要求,用料又達數千根等判斷,當時擴建的規模還是不小的。其後在唐高宗總章二年(669)題刻中,就首次出現了“雲居”二字。
9世紀中期,雲居寺又再次擴建。何籌撰《大唐雲居寺故事主律大德神道碑銘並序》曰:“大德……曾於本院,別起道□(壇),請高行數人,轉藏經七遍。……大和九祀(835)秋下旬有三日示疾,歸寂於本寺東院。”
遼代,在穆宗耶律璟的積極支持下,雲居寺又得到一次大規模的修建和擴建。寺內“題記”載:“皇朝應曆十四載(964),寺主苾蒭(bì chú)(即比丘)謙諷完葺一寺,結邑千人。請右補闕琅玡王公作碑,其文稱最,或傳於竹帛,或記於肺腑,或誦在口者眾矣。”“和尚則曆綱維、典寺事,見風雨之壞者及兵火之殘者,補政紹隆,迭有次序。以壇物畢萃於十方,故建庫房一座,五間六架;以庖人可供於四眾,故建……”可知謙諷和尚數十年間,先後主持建造了佛殿、講堂、經房及附屬建築物等,大小共計67間有餘。可惜的是,“因兵火遂至傷缺”。因此,出現了“補缺子諸行宮都部署判官都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教(即王政子王教),念先人遺跡,出俸錢再修”之事。
到了金代,雲居寺再次修建、改建。據《謙公法師靈塔銘》雲:“大定二十五年(1185)有茲院大眾、本裏壇信以施。……施者重修廊宇,別建僧庵,西序東廚,煥然頂新。”
元明時期,雲居寺隻有一些小型修繕活動。《遊小西天記》載:“弘治九年(1496)二月中旬,際遇□□大石窩開塘取石,督工之暇,觀其殿像傾廢,故發誠心,傭工重建,複將□□□置於內,加以粉地,繪畫其上,如此煥然一新,將見神有所依,人有所仰……”
綜觀曆代記載,雲居寺從始建至1940年前後被日本侵略軍全部焚毀,至少有五次大的修建和擴建。現已在雲居寺廢墟上建立文物庫房,對塔及石經進行保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