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房山雲居寺塔同時或前後修建的各類塔，從唐至遼代大約有10餘座，形成了當地著名的塔群。至今尚存的有七座，最早的一座為唐景雲二年（711）王璬（jiǎo）造石浮圖，最晚的一座為遼天慶八年（1114）建造的小型八角石塔。目前在雲居寺的北座遼塔，其四隅分別建有精美的小石塔，建築年代分別為唐景雲二年（711）、太極元年（712）、開元十年（722）、開元十五年（727），可見北塔塔基應是唐代遺跡。現存正中北塔將樓閣式、覆缽式二者結合為一，形製較異。有人認為再將四隅小塔統一起來觀察，則是金剛寶塔的雛形，可備一說。雲居寺各塔中，多數塔身都有浮圖或題記，是研究石經山和雲居寺的重要資料。
七、石刻法帖
石刻法帖是石刻中的一類，是我國書法流傳的形式之一，所謂石刻法帖，是指摹刻在石版上的書法，經捶拓、影印、裝裱而成的可供人效法或欣賞的作品。它與碑刻的區別，主要是在用途和性質方麵。一般說，法帖是選刻曆代帝王、名臣或名家的墨跡，以供人臨摹和欣賞，因而法帖具有“欣賞性”和“可效法性”，而碑刻則不然。研習用的法帖，起於何時，各家說法不一，現在所見最早的法帖則是北宋刻的《淳化閣帖》。
石刻法帖，每石高尺許，寬約二至三尺，每卷有標題，並附書者名，亦有摩勒年月的。法帖又有單帖和集帖之分。將多種古今名帖彙為一帖者稱“集帖”，亦稱“彙刻叢帖”或“套帖”。其中又有集曆代書家名跡和集一家多種墨跡之別。集帖一般都分為若幹卷，多者可達百餘卷。
石刻法帖在推動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石刻法帖興起以後，曆代都有摹勒印刷者，其數已不下數十百種，如宋代的《淳化閣帖》、《大觀帖》，元代的《樂善堂帖》，明代的《停雲館帖》，清代的《三希堂法帖》等皆是。
《淳化閣帖》，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命工刻石，又經捶拓，分賜大臣。其帖全10卷，均選自古代帝王、名臣、名家之書。其中王羲之、王獻之墨跡尤多；《大觀帖》，宋徽宗因見《淳化閣帖》版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特出內府所藏真跡，於大觀三年（1109）命龍大淵等更定編次，重摹上石於太清樓下，故又稱為“太清樓帖”。此帖前後標題及書者題名均為蔡京書。刻本較《淳化閣帖》高寸餘，每版前小字，上記卷數，中記版數，下記刻工姓名，惜裝裱時多被剪去，但亦可因此以辨真偽。
《樂善堂帖》，主要彙刻元代書家趙孟頫書法及顧善夫作品，少數為名賢集帖。顧信摹寫上石，吳世昌刻於延祐五年（1318）。其帖10卷，所收趙氏墨跡，就書法而言，均為精品，摹勒亦精。
《停雲館帖》，明人文征明編集，其子文彭、文嘉摹寫，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三十九年（1560），由溫恕、吳鼒（zī）、章簡甫刻。該帖收集晉、唐及明代各家墨跡共12卷，與《真賞齋帖》，均為明代刻帖之佼佼者。
《三希堂法帖》，全稱《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清乾隆十二年（1747）敕梁詩正編次，均由良工刻就。帖集魏晉至元明的曆代名跡於一函，共32卷。其中因有清高宗（即乾隆皇帝）所得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三種珍貴墨跡，故名其收藏室為“三希堂”。此帖初拓，濃墨烏黑，稱為“烏金拓”。道光初年，原石增刻萬字花邊，據此可辨拓本之先後。《三希堂法帖》刻石495塊，收有134人作品，現仍鑲嵌於北京北海公園悅古樓壁間。
上述刻石、摩崖、碑刻、墓誌、石經、法帖等類和未著重敘述的經幢、題名、題記等是石刻中的主要部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均以鐫刻文字為主。與此並行的另一類石刻則是各類石刻藝術品，如岩畫、畫像石、石雕和石窟藝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