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生活的這個星球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從長遠意義上講，趙世炎等先烈的理想追求，仍應作為接力火炬，傳給那些為人類的美好未來而奮鬥的青年人！
故事
戰後法國曾通過北洋軍閥政府征募中國勞工，
趙世炎幫助華工們爭取人身自由，回到祖國懷抱
去法國之前，趙世炎曾認為那裏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發祥地。赴法後，他到鐵工廠打工並參加清掃戰場，發現了許多中國勞工——據了解其在法總數竟有20萬人。這些人衣衫襤褸，幹最累最危險的活，更可悲的是人身還要受軍方和資本家支配，等同於奴隸。
原來，法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缺乏人力，隻用很少的錢就通過北洋軍閥政府征募到大量中國勞工。按合同這些人終身要受法國陸軍支配，傷病死亡均不管，日後隻有再繳納600法郎並找5個保人，才能恢複人身自由。當時華工們年積蓄不過幾十法郎，根本付不起“贖身費”。看到如此蠻橫的條件和無恥的剝削，趙世炎和李立三等約定，首先要爭取華工的人身自由。
在國內，趙世炎原是出身富家的“少爺”，此時卻和工人吃住在一起。戰後法國物質條件很差，華工們往往要住破房和帳篷，吃黑麵包，在原戰地幹活還有踩上殘存地雷的危險。趙世炎卻不顧這些，同華工們一起工作，並啟發這些沒有文化的同胞認識自己所受的剝削和壓迫。他還組織同學深入到法國各地的華工中，召開大會，建立組織並發行《華工周報》，終於掀起了一股要求解除原有合同、爭取人身自由的浪潮，並得到了法國進步輿論的同情。
經過鬥爭，這些吃盡苦頭的華工最後基本得到自由，隨後差不多都回到了雖然苦難卻畢竟有親人的祖國。因他們多來自華北，日後趙世炎長期在北方工作時，有的人遇到他便如同見到親人。
省委秘書長叛變，敵人在趙世炎家中蹲守。妻子、嶽母從窗台推下花盆，但風雨太大，趙世炎沒有發現，結果被捕
據說趙世炎的頭顱被砍下後，身軀久久不倒，嚇壞了劊子手
1926年，北京發生屠殺學生的“三·一八”慘案後，李大釗率北方區委機關避人蘇聯使館，趙世炎也奉命轉移到上海。隨後，趙世炎以“施英”為化名，發動了一係列工人罷工，並秘密組織武裝起義。因他在莫斯科受過軍訓，此時就在秘密訓練點親自教授如何射擊和組織戰鬥隊形。
1927年3月，第三次武裝起義打響後，他和周恩來一起指揮隻有150支槍的工人糾察隊，向著3000直魯軍發起衝擊。由於工人們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經曆戰陣，趙世炎便親臨火線，糾察隊員見帶頭人如此無畏，也都勇敢地衝鋒向前。
武裝起義成功後，蔣介石率北伐軍進入上海，4月12日開始了反共屠殺，趙世炎等人轉入地下。當時不斷有人犧牲，也有意誌不堅定者脫黨和叛變，趙世炎每次主持江蘇省委的會議時見來人越來越少，就一再鼓勵大家要堅定信念。有的同誌報告說路遇叛徒敲詐勒索，威脅不給錢就要去告密。趙世炎聽後憤然表示：“絕不能給錢！以後遇到叛徒就要想法甩掉他，擺脫不了就找組織想法幹掉他！”他提議建立工人秘密武裝“紅隊”，以對付叛徒特務。在他犧牲不久後這一組織由周恩來組織起來，成為令叛徒敵特喪膽的“伍豪之劍”。
1927年7月2日那天風雨交加，國民黨警探根據叛變的省委秘書長的供詞，闖進趙世炎的住所。此時，他外出未歸，敵人在屋裏蹲守。他的妻子夏之栩和嶽母夏娘娘焦急萬分，在窗口見他走進院門時便奮力把報警的花盆從窗台上推下去，可惜因風雨太大，趙世炎未看見仍走了進來，結果被捕。在提審中，趙世炎堅定地表示：“誌士不辭犧牲。”
1927年7月19日，趙世炎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受刑時大義凜然，據說在頭顱被砍下後，英雄的身軀久久不倒——臨難時意誌之堅強，嚇壞了劊子手。
李鴻章
李鴻章，晚清重臣，被譽為清朝末期的“中興元老”，中國洋務運動的主將之一。1823年2月15日生於合肥一個耕讀之家。1847年中進士，曾師從曾國藩。1865年任兩江總督。1870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掌管清朝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首領。1896年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創辦江南製造局等一係列洋務舉措、開中國近代化之先河。然因其主持外交中多有喪權辱國之舉，留有汙名。
弗雷德裏希
（1901·6·5～1984）德裔美國政治學家和法學家。生於德國萊比錫。先後就學於馬爾堡、法蘭克福、維也納、海德爾堡等大學。1925年在海德爾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旋往美國，1926～1971年在哈佛大學講授政治學和政體論，並任海德爾堡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曾為美國政治和法哲學學會創始人之一。1946～1949年任德國政府顧問。50年代去波多黎穀。專門研究憲政民主和極權主義，倡導從曆史觀點研究現代政治學，指明每一曆史關鍵處的超驗正義觀念所起的重要作用，對立憲政府的理論與實踐作了深刻剖析。著述甚豐，主要有：《立憲政府和民主：歐洲和美洲的理論與實踐》（1937、1941）、《普通人的新信念》（1941）、《注定和平》（1948）、《康德哲學》（1949）、《極權主義專政和獨裁政府》（與I·K·布熱津斯基合著，1956）、《國家的構成理由》（1957）、《法哲學的曆史考察》（1958）、《人類及其政府》（1963）、《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三維》、《政治理論導論》（1967）等著作及200多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