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認為是野蠻和文明始終在做較量。但是另一種解釋我們似乎必須接受，在揭開了人類的若幹遮羞布之後，我們悲哀地發現，即使神在，即使在神的嚴厲注視之下，人類也往往不可避免地要滑向使身心舒暢的動物性和獸性狀態，人類自身湧動的生命激情無法長久地忍受單調和風平浪靜的局麵。人始終需要戰栗和恐懼，另一種價值的訴求始終要求人這麼做。“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其，雨雪菲菲。”在整個周封建時代，戰爭幾乎沒有停止過，像我們常說的生存夾縫一樣，曆史說周強大了，其實它依然被北方和南方的敵對勢力不斷地侵擾。人在大地的心髒上咆哮不安，而他胯下的馬，天性就是奔跑。當周天子忙於應付北方的時候，南方開始動蕩起來了，最終，南方的楚國在周王室的衰微中不可避免地強大起來了，事實上，在周公第二次實行封分的時候，楚人作為蠻夷毫不起眼，但是正像一切生命一樣，它也在努力生長，南方是一塊好地方，水闊魚月巴，春作秋盈。
而封建製度和中央王權繼續在動搖，此時，對王室顏麵的維護已經完全依賴於諸侯的自覺而不是周中央政權的威懾。在有周及其前代，中土大地上的國家自然生長麥禾，可現在收割的時候到了。作為南方屬國的楚毫不客氣。曆史顯示，在西周的時候，昭王一再南征，最終死於滔滔江水。許多年之後，當齊桓公就此事向楚人發難時，楚人毫不買賬，說：“昭王之不複，其間諸水濱。”到宣王時，周室暫時能夠製約楚人，不過這樣的局麵殊為短暫。到周夷王時，楚人之君已毫不含糊地給自己加冕稱王。而周天子隻有望南興歎，坐觀楚人不斷地擴張和吞並周鄰弱小。周平王三十一年，楚武王即位，此後楚國不斷向中原推進，至楚文王時，與鄭國鄰近的申國、鄧國、息國已經盡收楚人囊中。於是楚人開始經略中原。
雖然有周以來，楚是屬國，但是楚畢竟是異人，換句話說，如果周王朝不能將其拿下，他們就可以不遵守法則。但是中原並沒有完全空虛，分權的製度開始顯靈，齊國在中原以東做大。至齊桓公時，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中原霸主，他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霸主。霸政的出現正是封建之曆史後果。霸政的本質是：霸主代替周天子，成為事實上的國家權力中心。霸政的出現導致權利分配結構上的二元化，矛盾對立由原來的圍繞王權轉化為不斷消長的霸權勢力之間的鬥爭。霸政圍繞王權之外的二級貴族而建立起來，它以政治和經濟裁決上的本質獨立和集中為依據。
霸政的政治思想基礎建立在對封建王權製度的表麵的延續之上，而其本質已經完全發生變化，在霸主的權力運作中，“尊王攘夷”成為維護霸權合法運行的政治旗幟和運作手段，其本質是在架空王權的基礎上達到和王權在某種高度上的統一。
在王權式微的情況下，霸政的存在有效地克製了北狄和南蠻向中原的侵擾擴張，維持了中原的政治穩定：但是在霸政的演變過程中，舊有的政治製度卻在根本地發生裂變，最終演化為建立在神聖詩學之上的絕對原則的徹底崩潰。眾所周知，整個春秋時代，先後真正實觀霸政統治和權利運行的是在封分的政治實踐中發展起來的貴族，貴族作為中間力量而崛起，進而成為操縱和實踐春秋戰爭曆史的主體力量，其本質上的曆史主體性決定了春秋時代的戰爭是貴族之間戰爭。盡管這種戰爭在最初表現為保守的對現有秩序的維持，但是其性質卻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演化成為激進的私人化的要求超越現狀的曆史訴求。
城濮之戰、崤之戰及吳越戰爭
按照唯物史觀所提供的意見，任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都是對舊有秩序的反動，這種反動意識和精神訴求都建立在已經出現的各種新事物的客觀基礎之上。撇開曆史在此發展階段的某些維持性觀念，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這些鬥爭同樣也都是人的鬥爭。因此，春秋時代的戰爭同樣可以理解為所有的權利集團相互之間控製和支配企圖的白熱化，是各個矛盾體之間不平衡發展的必然結果。
霸政時代以這樣的表象形式來區別它與以往王權時代的不同，自西周以來，由周天子為核心的王權中央來號令天下諸侯，而在霸政時代，則由霸主取代周中央來號令諸侯。這種號令在政治形式上表現為建立以霸主為核心的諸侯同盟。同盟國在坐享加盟利益的同時承擔諸多義務，最重要的是踐行同盟之間的公約和出兵參戰，參與同盟的統一軍事行動。
以齊桓公為霸政核心的諸侯同盟最大的特點是：加盟的結果不是以武力來達到的，而是通過和平外交的手段。當然，這種和平外交的現實依據是齊國在綜合實力上的顯而易見的強大。
諸侯同盟立刻顯示出了其生存競爭上的優勢，這種由於結盟而構成的力量使楚人感到了極大的壓力，於是，公元前656年，楚人要求並最終加盟齊桓公所領導的同盟政治集團，既“昭陵之盟”。楚人的加盟標誌著中原內部與南方勢力之間的敵對狀態暫時告一段落。大約十餘年之後，管仲和齊桓公相繼去世，中原聯盟由於領導核心的缺失而不可避免地瓦解。試圖借此稱霸的宋襄公在與楚人的泓水之戰中失敗，由此，楚人的北進勢不可擋，周王朝的湮滅隻在朝暮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