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亂一般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自上而下的亂，一種是自下而上的亂，一種是外族衝擊所造成的亂，而前兩種亂往往給第三種亂提供更為有利的機會。關於第三種亂，將在下一節詳細論述。現在主要討論第一種和第二種亂。自上而下的亂完全是由於現有政治機製自身的衰竭所造成的，一般表現為中央皇權的瓦解、大權旁落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的政治腐敗和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甚至內訌。如果政治的鬥爭和內訌控製在權力中央的有限範圍之內，並不波及民間，那麼有可能在政權內部發生一般的政變，作為危險的過渡又回到政治穩定的狀態，而嚴重的則導致國家政權的徹底解體和各種地方政治勢力的各自獨立，並進一步演變為軍閥混戰。如果恰好發生大規模的災荒，則各種民間勢力會發展起來，或者被舊官僚演變而成的軍閥收編參與軍閥之間的混戰。因為士大夫官僚階層演化而成的軍閥在政治上具有先在的優越性，因此，在此種情況下，民間形成的武裝勢力往往很難取得最終的成功。
自下而上的亂發生在大規模的災荒年代，前麵已經分析過此種情形。由於自然界的規律和農業生存對自然的絕對依賴，導致中國的社會根本經不起氣候環境的突然惡劣變化。在古代農業社會，在生產力技術發展極其緩慢、生產效率極其低下和土地不增長的情況下，在氣候有利於農業的階段，往往是人口快速增長的階段，結果，因為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人口毫無節製地膨脹，以至於在一般的家庭，都是在現有生產條件下人多為患，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饑荒，農業全麵破產，社會動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大災荒對社會的重大貢獻就是製造大量的破產無業的流民和大量人口的死亡。據官方統計的典籍表明，漢朝鼎盛時期人口六千萬，而災荒導致的大亂之後，人口可銳減到一二千萬，也就是說，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在饑荒和兵亂中死亡。
因為社會經濟完全依靠農業生產，因此，此種經濟的崩潰官方毫無辦法。由於生存的極大危機，政治機製由此必然更加腐敗和反動，進而在民間武裝抵抗之下很快崩潰。自下而上的亂極有可能導致真正意義上的農民戰爭，也就是說，農民作為獨立的革命武裝力量參與戰爭，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唐末黃巢起義，北宋末年的鍾相、楊幺起義，方臘以及明朝末年的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等。其中以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最為純粹。顯而易見，因為中國古代農民在政治上的不參與，農民幾乎沒有政治經驗，隻有關於社會的一種簡單理想，比如“均貧富等貴賤”、“均田地”等等，並沒有完全成熟的政治理論和主張，因此，大多農民起義歸於失敗或被其他社會階級集團利用。幾乎可以說，區別農民起義的重要一麵在於觀察其領導者和其政治主張。
事實上中國的社會動亂往往是相互連鎖反應的，也就是說，上層的政治危機和底層社會農民的破產以及外族的入侵交織在一起，此種社會問題引發其他相應的政治危機甚至民族危機。自戰國以來，一旦社會動蕩，所引發的持續不斷的混戰對民間生態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和勞動力的由此匱乏，過於依賴勞動力和自然條件的農業經濟的進一步衰落。
中國古代社會大大小小的災荒和農業破產為中國社會製造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是原本依賴農業生存，但是由於破產轉而變成城市流民的流氓無產者群體。與城市小工商業者不同，這些人既脫離官方體製，又不從事農業生產，生活往往依靠非法所得。其中比較聰明者為了生存，勾結各種對自身有利的社會角色，組成集團，一般是秘密結社的黑社會。這些喪失了生產資料的無產者不同於工業社會的無產階級那樣有規模和組織，而是各成幫派，相互鬥爭或者合作，即使與官府，也是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因為流氓集團的社會角色複雜，社會活動範圍比較廣泛，他們往往比農民更了解社會和精於世故，一旦社會動亂，他們很容易乘機起家，收攬依附過來的各種社會角色，吸納大量的社會流民組成相對規模的社會武裝，在長期反複的鬥爭中逐漸成熟起來。具有相對政治經驗的流氓集團往往比較會利用政治手段，但是大分具有流寇性質的武裝力量的暴力實踐往往毫無原則，他們一方麵同官府發生混戰，同時大量地吞州掠縣，大量屠殺無辜平民，一旦攻城或者占領，破壞極為嚴重。據說黃巢起義，先後殺人達八百萬之眾，而明末張獻忠對四川軍民的屠殺更是非常著名。
盡管上麵講到，中國社會的矛盾對立相對簡單，但是若幹小群體的次要矛盾也會在此階段爆發出來，各種群體和個體對社會的不滿都直接公開地表現出來。在民間武裝反抗勢力不斷壯大的過程中，這些不同的社會角色不斷加人革命隊伍，比如不能得誌的讀書人落第秀才，應該說這些讀書人中有許多有學問和智慧的人，其中不乏對社會曆史有深刻見解的人，這些在進人士大夫階層的途徑中受到挫折的人當然對官方和社會現狀極為不滿，因而轉投民間武裝勢力，發揮自己的才能，在這種革命勢力發展到相當規模的時候，甚至有些對時局作出明智判斷的士大夫也會依附這些革命力量。而事實上，中國古代社會，武裝奪取政權要最終獲得成功，還必須爭取到中小地主和士大夫階層的支持，因此吸收知識分子和小地主、城市平民和手工業者加入對鬥爭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