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相對靜態的農業文明和遊戲狀態的遊牧文明之間的交鋒對立和互補關係，向來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而事實上，在漫長的中國戰爭曆史中，對外戰爭的主要對象便是周邊遊牧民族及其政權。從曆史文化發展角度看，農業文明相對優越於遊牧民族的一方麵在於財富和生產經驗的有效的積累，這種積累最終主要表現在文化的長足發展上。由於生活的相對穩定和靜態，農業文明國家和種族並不必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滿足基本生存的實踐活動中，而遊牧民族則無論在物質財富還是文化的積累上顯然都相對缺乏類似的條件和環境。然而，正由於農業文明的相對穩定和靜態，造成了農業文明在精神上的相對溫和、保守，挑戰意誌、身體素質上的相對衰退。在生存競爭方麵，農業生態的社會在自然的人口淘汰方麵顯然不如遊牧民族嚴酷，即使一個身體相對衰弱的農業家庭的人，也不會因為身體素質上的缺陷被輕易淘汰，而在遊牧生存中卻不一樣。由於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環境，農業文明和遊牧文明逐漸形成了微觀上大有差異的生存規則。
毋庸諱言，民族內部的政治實踐活動及其方式對民族生存處境的改變具有極大的影響。農業文明決定了中國曆史上的政治活動有其自身的重要特征：農業形態對自然的絕對依賴要求國家最大限度的區域內統一，這種統一內部的社會生存方式卻因為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而常常陷入內部紛爭，導致國家在統一和分裂的兩種狀態中反複。前麵已經談到中國從封建政治向中央集權政治過渡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形態和文化形態上的根本變化。政治上的重大變化是由封建製度下的權力相對分散到權利的絕對集中，使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很快集中，成為少數人的工具。又由於政治維護政權統治的根本需要，新形態的龐大的官僚機製逐漸形成：在新的中央集權政治製度下，相應的新的政治組織方式產生，由貴族政治轉向依附皇權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並開始了其漫長的曆史實踐，這種相對龐大的官僚機製在中央政治的不同處境中所發揮的作用各不相同。文化形態上的根本變化體現在教育和人才製度方麵：舊式貴族教育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才，而隨著舊製度的瓦解，這種教育方式根本地消失了，引起文人和武士完全分裂為兩種社會角色。
自戰國以來，文人士大夫一直依賴於統治者和國家機器，由於文人士大夫從來不曾獨立於統治階層，所以，這種依附關係同樣是文人士大夫的根本生存手段。盡管自古以來，文人的社會活動準則是以天下為己任，但事實上太平時代，文人作為皇帝進行文治的工具往往比較有效，一旦國家麵臨著非常的處境，大多數文人士大夫卻發揮著嚴重的負麵作用。由於其依附性本質，士大夫文人改良政治的可能性幾乎很小，即使在最黑暗的政治環境下，文人也幾乎不打算有什麼作為，而是清談、逃避、明哲保身，麵臨國家危亡，統治階層內部的士大夫在主降方麵呼聲往往是最高的。道理也非常簡單，因為文人之所以依附強權政治，從根本動機上乃是生存和獲得最大社會利益的世俗功利性需要。這一點在中國社會變亂時代表現得非常明確。
中國自周以來，一直邊患無窮，這種情況發展到西漢就更為嚴重。因為長期的本土內部戰亂，西漢開國以來一直無力從根本上抵禦外患，這種情況在漢武帝時代有所改變，漢武帝是漢以來對_奴作戰最多的皇帝。到東漢末年，同樣，經曆了長期的戰亂之後，迎來了短暫的三國鼎立的政治局麵。司馬氏篡位並建立西晉，到東晉，政治上的積弱已經不可收拾，終於導致五胡亂華，中國由此陷入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隋唐。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國家再度陷入長期分裂；宋代建國就處於偏安的狀態，北方的外族勢力長期以來發展壯大，直到中原政權完全被北方遊牧的蒙古推翻，中國自此完全進入外族統治階段。此後，同樣的情況在明朝末年又發生了，直到中國在近代社會麵臨更為嚴重的外敵侵略。這種反複出現的嚴重的外患事實上卻成為推進中國社會內部發展求變的重要的外界力量。
淝水之戰及其後中土對外戰爭簡述
中國本土麵對外族侵略和威脅，到東晉可謂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階段。這種危險雖然所幸被化解並且將漢民族政權的曆史向前推進到宋末，但最終徹底被蒙古族奪取，導致政治上的亡國，因此本文作者選擇發生在東晉的淝水之戰為起點，來描述自東晉以來的中國本土幾次極具重大影響的對外戰爭。
盡管曆史上中國長期對外族以防禦和攻伐為主，但是在漢代，中國對周邊異族的政策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漢代匈奴的外患非常嚴重，幾乎沒有辦法，這種情況在漢武帝時有所改觀。漢武帝試圖征服異族，並且出於長遠安定的考慮，希望能夠逐漸將這些異族同化到漢文化中來，因此允許異族投降者移居內地並協助漢朝戍守邊防。漢武帝將這些移居內地的降胡分散安置在邊境各地，允許其和漢族雜居，以達到逐漸同化的目的。而事實上，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程。盡管在執行中經常出現問題，但是在東漢，這種政策尚且在持續執行。如果國內政治穩定，則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一旦政治有變，中央對地方缺乏控製力，這些移居的異族便會乘機作亂。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這些雜居內地的降胡乘機發動變亂，相當一部分漢族人被擄掠，或者因不能忍受內亂的痛苦，轉隨胡人流徙域外。到三國時代，很多胡人不但移居內地，而且被政府招納為雇傭兵。此時，一些有遠見的人已經開始焦慮，因為最近的例子便是董卓進入洛陽後的燒殺淫掠，而董卓的軍隊中便有眾多的外族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