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曆史演義小說，《東周列國誌》以對曆史旁觀的態度，圍繞政治紛爭、倫理判斷和大義、複仇、勵誌、命運起伏等混亂主題和複雜心態展開，的確能代表一種普遍民間價值訴求和常規心理。依據《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中記載的曆史事件，《東周列國誌》展開記錄了春秋戰國時代貴族政治消亡的基本過程，其中更迭不斷的稱霸故事是小說中的精彩章節。春秋時代國際政治的最大特征在於其鬆散性和力量的消長，以及由此引起的諸侯自主的野心，而由此發生的許多聯盟實際上都是不平等的，具有政治上的依附和從屬性質，而正是這種國際政治活動導致此後諸侯大國之間的爭霸以至於戰國時代的相互吞火。春秋五霸的先後產生和彼此製約、消長，僅僅以國際調節、幹預和製橫為目的。然而其戰爭行為卻不斷升級，最終導致完全以吞滅為目的的戰國時代的來臨。吳越爭霸正是這種形態的戰爭的開端。
作為小說，《東周列國誌》強調故事性，並因此完全削弱了曆史本身的嚴峻性，這也正是民間對於戰爭曆史的一種習慣心態。事實上戰爭發展到戰國時代，從其程度到性質上來說都已經算是冷兵器時代的極致。當然，很難說，自西周到春秋或者更遠的一些時代，哪個時代更尚武一些。在對曆史的不斷挖掘和窺視中我們看到，戰爭作為常態，已經無法從人類社會實踐中剝離開來。不過我們注意到一點，戰國時代，統治階級關於戰爭的功能和意義的觀念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衛鞅直接表明：“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各國都已經把武力作為維持生存的根本。戰爭的武力征服目的引導著一切其他的社會實踐目的，大量的生產和勞動開始為戰爭消耗準備必需的物質積累，因此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農業勞動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國家的這種根本意識必然導致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作為軍國主義的結果，必需的好戰意識被培養出來，滲透在人們觀念的各個角落。最廣大的民眾被強迫或者調動起來參與戰爭活動，各國都以發展軍事力量為第一政治要務。
戰國各國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實質上是中原本土的內戰，但是軍國主義在這樣的觀念下很難有好的效果。在戰國，國家意識已經由春秋時代貴族霸政的諸侯國的封建意識大大地發展到由國家創造的民族國家意識。“秦人”和“趙人”以一種絕對必要的區分方式出現，其內涵已經大大地延伸向一種絕對的由國家觀念和意識所製造出來的種族性區分上來了。在這種內涵之上建立的是種族的殘酷獻祭和犧牲意識，同時，戰爭的功利性目的已經滲透到每個參與者個體。秦國通過物質和地位的懸賞來調動人們戰爭的積極性，在重賞之下，武士階層數目大大增加，並且成為一種專業的社會生活實踐，也就是職業化的實踐活動。
秦國人將自己國內的民眾也就是“秦人”大量地發展成為準備從事戰爭活動的武士，而采取利誘的辦法調集大量的外邦人民來從事戰爭必需的物質生產活動。這些大量來自三晉的外邦人租種秦國的土地，成為秦國的重要的佃戶群體。也就是說，在秦國時代，在國家主義種族意識的支配下，“秦人”已經不可能在暴力的戰爭活動中去信任國土以外的民眾。
時間到了戰國時代，社會意識完全變化，隨著貴族政治的相對解體，原有的圍繞貴族而形成的文化形態已經完全發生變化。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文武分離；同時，教育的目的也大大不同，脫離了早期的相對穩定和平的生活；文人的身份已經開始大量地轉化。在紛亂的戰爭時世中，文人讀書和運用智慧的目的已經主要地變成獲得物質功利。文士們風塵仆仆，來往穿梭於各個國家之間，其目的隻在於通過獲得價值的肯定而實現相應的物質和地位上的回報。既然戰國戰爭行為支配其他一切社會活動，那麼文人的智慧必然就現實地轉向為戰爭服務。文人和武士作為食客在各個權貴門第中大量地擁塞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文士專門用腦一樣，武士專門練就意誌和一身武藝，“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來為賞識他們並且重金收買他們的各國權貴服務。相比文人，武士似乎更加尊重從舊時代保留下來的俠義傳統。作為刺客的武士在戰國複雜的社會局麵中表現出了它們獨特的價值選擇。
從具體的戰爭實踐來看，戰國時代的戰爭已經遠遠複雜和殘酷於春秋時代，陣地戰隻是作戰的形式之一。從長平之戰來看，戰爭從規模和持續時間上都已經大大超過舂秋時代的戰爭常規。長平戰爭先後持續了三個月，在此期間，進攻、反攻、防禦工事的大量構築，陣地的轉移和易換，戰爭與政治和外交的複雜關係，無不全麵地顯示出來。
更為殘酷的事實是，在戰國時代，伴隨戰爭的大量的以消滅敵方有生力量為目的的血腥屠殺的發生。也就是說，春秋時代的戰爭規範和原則已經蕩然無存，在戰爭的絕對主義和功利主義麵前，戰國時代的戰爭主體實踐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出於徹底征服和占領的目的，攻陷之後的滅絕似乎成為常規手段。各國都積極獎勵對敵人的殺戮，俘虜和降卒被大量地坑殺。滅絕意識在吳越戰爭中已經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了，至此之後，就成為常態，中土各國領域成為人類在東方的屠宰場。《史記？秦本紀》以及《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錄了秦國對外戰爭中的戰爭屠殺和坑殺。據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