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中國知識分子於動蕩中求變的一年。中國社會的動蕩始終是起因於戰爭和外交——在南方，有7月的直皖戰爭、8月的粵軍討伐桂係；在北方，則是駐日公使蠻橫無恥地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問題，要求直接交涉，從而引發全國各界的示威和抗議。與這一事件同時並行的是王光祈宣傳並開始倡導組織"工讀互助團"。它代表了知識分子體驗人生、改造社會的理想。"工讀互助團"雖然壽命短暫，但其團體的興衰過程卻很值得在這一年大書一筆。其原因一則是其在全國的影響甚大，幾乎形成一個運動：二則是舉凡五四愛國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精英人物大都參加了這一團體。而其不久之後的破產，則更是對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甚大。其後，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迅即積極研究和信仰科學社會主義，而文化思想界的統一戰線也由此而更加分化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少年中國學會內部，曾經創辦利群書社的惲代英。進一步接受唯物史觀，在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疾速前行：而曾經與之並肩為新村主義呐喊的餘家菊，則和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國家主義派分子，滑向曆史的右翼；而作為工讀互助團的主要發起人的王光祈，則於同年底留學德國，走上音樂救國的道路。作為工讀互助團實踐失敗後向科學社會主義靠攏乃至前行的先進知識分子，此時的革命實踐主要從兩個方麵展開。其一是在理論上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問題，其具體標誌就是從年初的社會主義大討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到年終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的成立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的創建：其二則是先進知識分子投身於切實的實際運動之中。他們在"勞工神聖"的口號中，與工人弟兄們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上坐在了一起，開始了與工人階級的逐漸結合。同時，一批先進分子為探索救國真理，毅然走出了國門，浮槎西渡，勤工儉學，其目的性之明確，使它明顯區別於以前的勤工儉學運動。可以說，1920年是繼續保持著"五四"的銳氣和理想、承上啟下的一年。
第一次五一勞動節紀念活動
由於十月革命影響的擴大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反帝鬥爭中的表現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對工人階級非常重視，"勞工神聖"成為了風行一時的口號。1920年5月1日，中國工人和學生掀起了紀念五一勞動節的活動，其中，上海、北京、唐山等地的紀念活動規模較大。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第一次隆重紀念五一勞動節。從4月10日開始，上海各工人團體就著手籌備紀念活動，並於五一節前夕，連續發表紀念宣言。這一行動引起了反動政府的嚴重注意。5月1日，軍警森嚴，阻止紀念大會的召開。由於工人們的英勇鬥爭，雖經數次遷移場所，大會終於開成。在這次紀念大會上，宣傳了"勞工神聖"及今後工人應該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鬥爭的思想。<新青年》在五一節前一個月（7卷5號，4月1日出版），即發出《特別預告》，決定發行《勞動節紀念號》，"當作我們’遊惰神聖"的民族一聲警鍾！"《新青年》在5月1日出版的7卷6號，即"勞動節紀念號"上，李大釗發表了《五一運動史》，陳獨秀發表了《勞動者底覺悟》、《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蔡元培、孫中山都為該號題了字，蔡元培的題字是"勞工神聖"，孫中山的題字是"天下為公"。除名人題字外，該刊還約了13位工人題字，其題字內容有"不勞動者之口中之道德神聖皆偽也"（先施公司大菜間王澄波）、"不勞動者之衣食住等均屬盜竊贓物"（怡和紗廠工人劉光典）、"人的生活與快樂惟勞動界合有之"（恒豐紗廠打包間工人李善讓）、"促人類安全之幸福各食其力而已"（新怡和紗廠打包間工人嚴鑒堂）、"黜逐強權，勞動自治"（植樹工人劉朗山）等。此外，該號還發表了各國的勞工運動情況的介紹及國內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蘇、長沙、蕪湖、無錫等地工人勞動狀況的調查。這些調查報告反映了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初步結合。除《新青年》外，國內許多報刊，如北京《晨報》、天津《大公報》、上海《民國日報》、《時報》、《申報》等都報道了各地慶祝情況和發表紀念文章。《覺悟》、《星期評論》、《新社會》、《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等重要刊物也都出版了勞動節紀念專號。上海《新婦女》、蘇州《婦女評論》等刊物也發表了紀念文章和有關工人情況的調查報告。在廣泛宣傳五一節的同時，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還走向工廠，和工人們一起慶祝這一節日。五一節當天，北京大學一部分學生和工友一起，在二院大講堂舉行了紀念大會，李大釗和學生代表在會上講話，何孟雄等8位同學還雇了兩輛汽車，到處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鄧中夏等幾位同學，也在當天趕到長辛店鐵路工廠，對工人進行講演，並散發《北京勞工宣言》。宣言號召工人，"自從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飯的官僚、政客、資本家、牧師、僧尼、道士、盜賊、乞丐、娼妓、遊民，一律驅逐，不準他們留在我們的社會裏來剝削我們"。鄧中夏還率領平民教育講演團，利用春假舉行了第一次"鄉村講演"：第一組以豐台為中心，到豐台、七裏莊、大井村；第二組到長辛店和趙辛店；第三組到通州農村，短短幾天，累計聽眾即達900多人。經過五一勞動節的紀念和宣傳，擴大了工人運動的影響，促進了革命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的結合，當時的輿論界評論說：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潮流滾滾而來，"勞工神聖"的聲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到了1920年，北京人士雖然感想不盡相同，但幾乎沒有不曉得勞動節的。單看這一點，中國這一年的進步已不能算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