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月球是歐陽自遠精神世界裏的第一情結，那麼，貴州，則成了他腦海裏總也抹不去的第二情結。
2006年6月16日，鮮豔的紅地毯一瀉如注，歡快的音樂旋律裏迎來各方麵的領導、賓朋。一幅幅橫標與一條條綢帶交相輝映，把貴州省委禮堂裝扮得分外妖嬈。
上午9時，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慶典大會在這裏隆重舉行。
中國人約定俗成的功夫世界一流。沒有人會談起四十年前那是個怎樣的年代，本來按周年慶典的慣例是會說起的，也沒有人提及一個原本在首都呆得好好的國家級研究所，怎麼打發到了幾千公裏之外的雲貴高原？人們，尤其是地化所的老人在自覺回避著什麼的同時，他們臉上的喜氣洋洋則滿是真誠。
盡管經曆了“文革”的巨大動蕩和嚴重破壞，但“文革”結束後，地化所很快恢複了科研秩序，廣大科技人員和幹部職工同心同德，艱苦創業，圍繞國家和貴州省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形成科研生產力。在礦床地球化學、環境地球化學、地球深部物質與流體作用地球化學、天體地球化學及地方病防治等方麵，開展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研究，建立和發展了地球化學的多個分支學科和地球化學的理論體係，主持承擔並完成了大量重大的科研項目，獲省、部級以上科技成果獎二百三十餘項，其中國家級獎五十項，內有國家級特等獎和一等獎五項，出版專著一百七十餘部，取得了大批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為國民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坐在主席台上，歐陽自遠感慨萬千。看著台上台下多少熟悉的麵孔由滿頭青絲轉成銀發炯炯，僅院士就有塗光熾、孫鴻烈、劉東牛等好幾位，他想起了至少是兩代人，以他們生命的美麗與執著，以曆經大動蕩又大變革的年代裏他們可以言說與難以言說的悲歡哀樂，讓原本在中國隻粗淺地歸納於地質學的一門年輕學科，在腳下這塊貧瘠、寂寞的土地上，如夏日瓜蔓菜畦般蓬蓬勃勃地生長開來，終於有了今天犖犖大觀的規模與氣勢。
地化所是歐陽自遠的學術重鎮。
他的隕石研究是從這裏穩步發展的，他的天體化學是從這裏健步啟程的，對於國際間月球探測的跟蹤與分析是在這裏進行的，對於我國月球探測的早期規劃與大量論證是在這裏開展的。
地化所“生吞活剝”，將一個三十而立的“帥哥”吃進去，眨眼間吐出來，已然成了一個古稀之年的老者。
地化所又大愛無形，讓他由國家重大工程的無數參與者之一成為極少數決策者之一，從追光燈隱去的後台，走到了追光燈緊盯著的前台。
他始終以自己是侯德封、塗光熾的學生為榮，現在和今後地化所的年輕人也一定以他為榮。
地化所更是歐陽自遠的情感要津。
無論當所長，還是不當所長了，無論是與科學家，還是和鍋爐工，他的人緣都很好。他當所長時有一條規定，所裏任何人有事都可以來辦公室找他。白天確實忙，就天天晚上接待。地化所當時有八百多人，他一個晚上最多能接待三位。這就是說，看起來他天天在辦公室恭候恭聽，但輪每個人頭上，一年才有一次，還得刨去他不少出差的時間。
這在他不是什麼領導藝術，而是一個十分明了、樸素的理念——他做這個所長不容易，可做群眾也難啊，一年才有一次機會當領導麵傾吐心聲。倘若不了解他們在想什麼，有什麼建議批評，或者有什麼急需解決的實際困難，做所長的怎麼能做到耳聰目明，調動起群策群力？
能如是想的領導大概不會太多。能如是想又不以此作為某種領導“姿態”的，可能又得打去幾折。但在歐陽自遠，這卻不是什麼領導“姿態”，此種“姿態”要擺不會擺在家裏，而是出於同事、朋友間自然的關切或掛牽……家裏，在他和鄧筱蘭之間，屢屢有這樣的對話——
你去問問某某，他們家有什麼困難沒有。你問起來方便，我問她丈夫不一定說。
好，她哪天上醫務室，我記得問。
我聽說某某家裏挺難的，咱們要是能幫上一點忙就幫一點。要不，你去他家看看，能做點什麼？行。
對丈夫這往往是餐桌上、臨睡前沒頭沒腦、平平淡淡冒出來的幾句話，妻子已經非常習慣了，幾近當年汪東興同誌隨時掏出備好在口袋裏的小紙條，及時地記下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習慣了卻不等於不納悶：
丈夫不記得衛生間裏掛著的哪條是毛巾哪條是腳布，不記得孩子們的生日，不記得她對他無數遍說過不能吃肥肉，他一有可能就放肆吃；他的心跳有時快得數不清，他出差前她都把藥片給裝上，並至少一百遍以上囑咐他要按時服藥，他卻至少一百遍以上忘了服藥，或不按時服藥……
他卻能夠想起這全所上下八百多名科技人員與職工裏誰誰有什麼麻煩，哪家碰到了可能過不去的坎。而且，他說了，她就去了解，大概還真是這麼回事。這便有些像秋天打棗子，有一竿沒一竿，東一竿西一竿地打著，可打下來卻個個皮相不好，內有鬱結，這是不是有幾分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