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鄧筱蘭不僅僅是納悶，實在忍不住了，她還會說他兩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鮮魚在廣州都是一般市民的垂涎之物，何況是在冬日的北京？
有一天，所裏在北京出差的一個同誌，在西四菜市場突然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在排隊買魚，這不是歐陽嘛？他很是好奇，過去打招呼：所長，你怎麼在京城裏買起菜來了？在貴陽你可是從來不幹這事的？
歐陽的臉上有些尷尬，仿佛是被別人發現了他在外還有別室，但隨即解釋道：我有個大學同學住在附近，今日我們要聚餐，沒什麼好買的，就買幾條魚帶去……
此人回到貴陽，碰見鄧筱蘭，把這事告訴了她。她一聽，就覺得這事有詐，丈夫有些鬼鬼祟祟。等他回了家，她自然有一番盤查。他隻有說了：這是為某某辦調回北京的事，雖是老同學，突然上門總不能空著一雙手去，於是就去買了幾條魚……
在此事之前，丈夫沒少為別人辦事，辦完就完事了，或者告訴妻子，或是不告訴妻子。可這一回鄧筱蘭一聽就火了：你長的是什麼腦子，怎麼就沒記性？“文革”初期整你整得趴下的那夥人裏，不就有這人嗎？現在他居然還有臉來找你？
他回答：算了，整了就整了麼，我也沒被整垮，他也不是個人要和我過不去，當時就是這樣的形勢嘛……
是啊，“文革”這筆糊塗賬誰能算得清呢？司空見慣的，見怪不怪的，幾乎約定俗成的，不都是個人推組織，組織推路線，路線推體製，體製推文化，最後推到雲散太虛，白茫茫一片幹淨。這是我們民族的無奈，卻也是中國的現實。
她覺得丈夫可以遺忘他，乃至在內心裏原諒他，但不能去幫他的忙。
她說：你為自己這個家辦什麼事有過這樣上心？你為他幫忙，能幫到寒冬臘月去排隊買鮮魚的分上，明明是為送禮，還不好意思說，現編詞兒說是買魚去聚餐，我還看不出你有這水平，歐陽，你可真行啊……
丈夫依然不溫不火：我不這樣說，我說什麼，說拉關係、開後門？你想想，我是所長，他是群眾，他想調回北京，他能不找我嗎？家裏如果不是實在困難，他又有勇氣走到我這裏來嗎？
在地化所，歐陽自遠接觸最多的，還是他的研究生。
198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地質係、隨即考入地化所讀碩士研究生的鄒永廖，是一個來自廣東梅州農村的青年。在念本科時就鬧過轉係轉專業，經老師勸說既來之則安之後，又想過要考經濟學方麵的研究生，以“曲線救國”。在商品經濟向來燦爛於內地的廣東，讀一種以人生有限去追逐天地之無涯的專業，不啻於坐在一條冷板凳上，看著別人汗光津津地點鈔票。然而，他正是在歐陽自遠的指導下開始熱愛自己“隕石研究”的專業，並跟著導師在一條頗為寂寞的路上走了近二十年。
首先是歐陽自遠對時空的感知力打動了鄒永廖。
對於半個世紀前的事情，許多人已經覺得很久了，久得可以忽略不計，久得可以戲說、歪說，乃至堂而皇之大規模地在流水線上生產贗品；對於未來幾十年後的事，人們的想象力亦是懵懂，在中國有一句俗話：車到山前必有路，在當今則有“摸著石頭過河”……
可在天體學家的眼裏，從渾茫的太古年代，到未來的滄海桑田，都可以濃縮為一部實實在在的曆史，雖然這曆史中也不乏想象，可它們建立在岩層、化石、隕石等樣品上無數蛛絲馬跡、細枝末節的基礎之上。
另一麵，從月球的垂垂老矣，到地球的風華壯年，從恐龍時代的突然消失，到小行星的可能撞擊……這是一種有著宇宙氣派的宏偉想象。
導師的那雙既深入微觀世界披沙瀝金，又在宏觀世界裏波急浪湧的慧眼，深深地吸引著、也打動著這個年輕人。他漸漸覺得，在歐陽自遠的門下，玩石頭可能比點鈔票更有意思。
歐陽自遠對研究生一向要求嚴格。
一次鄒永廖進行隕石的高溫高壓實驗，結果出來以後得磨成薄片在顯微鏡下觀察，他一連看了二十天，看得眼迸金星，地轉天旋。他寫成論文交上去，自我感覺挺有把握。豈料歐陽看了以後很不滿意，批評他的觀察很不細致。
他更沒有想到的是，到了星期天，那時還沒有實行一周雙休製，一星期就一天休息，歐陽正擔任副所長，手頭忙著的事不少，可一大早就將他叫去了實驗室，兩人一起坐在顯微鏡下看，對照著他做的筆記，一條條重新觀察。邊看邊告訴他，哪些地方觀察有誤，哪些地方觀察遺漏，哪些地方看到了卻沒有深入的發現……他二十天裏看了三十多個光薄片，就喊眼睛吃不消了，而歐陽陪他重看了五六個，一直看到晚上十一點多鍾，除了中午吃飯，人就沒有一刻離開顯微鏡。
正是這一天，讓鄒永廖此後受益無窮：
在隕石研究這個專業，各國科學家麵對的都是看似大同小異的從天上掉下來的石頭，很容易亦步亦趨，泡在浮詞爛語之中，卻以為自己捧著的是一筐鮮桃。可其實，石頭上每一個非常細小的結構變化，乃至顏色的深淺，都能反映出不同的一些規律，傳遞出不同的宇宙信息。如果不抓住這些細小的變化，就很難有新的發現，而唯有新的發現，才能引發一些新的思路，得出一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