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句話被古人用來形容為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堅貞精神。而能夠真正達到這等境界的人，常是那些為國為民者。愛國情懷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沉澱下來的對國家最純潔、最高尚、最神聖的感情，多少風流人物為此灑下熱血，雖九死而不悔。如今人們躊躇滿誌，心係國家，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國家凝聚千百年而不毀的動力。
從家到國，愛的泅渡
傳說中，遠古帝王舜孝感動天。舜的父親瞽叟及繼母和異母弟弟象多次想害死他。一次，他們讓舜修補穀倉倉頂時，在穀倉旁縱火，舜手持兩個鬥笠跳下來逃脫。一計不成再施毒計，瞽叟與象讓舜去掘井，卻突然把土倒進井中，想把舜活埋，舜掘地道逃脫。事後，舜毫不記恨，仍然對父親很恭順。他的孝行感動了上天。此後，舜在厲山耕種的時候，大象幫他犁田，鳥兒代他鋤草。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幹，就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考驗，堯終於放心地讓舜做他的繼承人。舜成天子之後，去看望父親，仍然恭恭敬敬，並封弟弟象為諸侯。後來，舜成為賢明的君主。
孔子認為，古代明智的君王都以孝道治理國家，如此天下才能歸順。古人一直有一種觀念：孝始於事親，忠始於報國，移孝以作忠，即顯親以全孝，此謂之大孝。意思就是小孝孝親，大孝孝國，孝順和愛國是一脈相承的，即家國同構觀念。而這種觀念，恰恰是儒家學派為後人確立的愛國思想源頭。孔子的仁愛思想中心乃是“孝”，繼而由對父母的“孝”發展到對國家的“忠”，忠君愛國的思想也就由此生發。忠君愛國思想貫穿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甚至在西周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類言論。不可否認，忠君愛國的重點在於一個“君”字，忠君即是忠國，其中未免有些迂腐的味道，封建色彩濃厚，但是，關於對後人愛國情緒的培養，前代的仁人誌士樹立了很多榜樣。
孔子和孟子是家國同構與愛國意識的織記者，屈原和賈誼對國家和民生的憂患之情本就是一種愛國精神。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而愛國行為是這種精神特質的具體體現。自從詩詞興起之後，有關愛國一類的長篇大論或者洋洋灑灑千言詩逐漸消失，而用短小精悍的詩詞來表達家國情懷占據了主導。
提起愛國詩，就不得不說杜甫。他在《蜀相》中說諸葛亮：“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恨不能為國捐軀之情昭昭可表。又如《登高》：“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恨不能西北定邊之情日月能鑒。杜甫的愛國精神源於唐朝的危難之際。國家危難的關口不但是憂患情緒爆發的集中點，更是愛國情緒無限膨脹的時機。嶽飛的《滿江紅》寫道：“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恨不能收拾舊河山之情天地動容。而那素有寫下萬餘詩美名的陸遊，離世之時寫下一句：“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恨不能定邦安國之情令人聞而生悲。這一首首詩詞，飽含了詩人們對國家的熱愛和急切報國之情。尤值得一說的是，不但男子對國家有著濃厚的熱愛，當時地位被忽視的女子，其家國情感同樣濃烈，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鏗鏘有力，比起男子的赤血愛國情，亦不遜色。
中國沒有經曆過歐洲那種被宗教籠罩的漫長中世紀，也沒有印度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後抵抗不了的人為災難。中國人一直在與自然和人為的災害戰鬥，依靠曆史經驗生存下來。古代的中國人關心自己的君主與國家，家國同構的觀念深植於中國人的內心。依照諸多古人留下的詩詞歌賦，雖然能看出他們無法脫離對國君寄托情懷的心思，但他們的愛國愛民之情依然令人動容。
家是社會的細胞，國是維護細胞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其水乳交融的姿態無法分割，這也是中國人“根情”的體現，因此家國同構的觀念在中國人身上產生似乎有了必然性，而並非偶然的碰撞。我們看待家國同構觀念和古人的愛國意識，不妨以舊瓶換新水的態度，拋開其忠君的意識，保留愛國思想。愛國思想的長存對國家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
家國意識的平民色彩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黃河之水滔滔而不絕，遠觀瞧不見盡頭，涉足其中又令人膽戰心驚。拋幾株蓑草入黃湯之中，轉眼旋入水下，再也不見蹤影。大禹登臨碣石，舉目眺望黃泛地區，再看遠處一座大山攔住赤水去路，立刻想到連年水災的原因。他的父親鯀因為治水不利已經獲罪，他不可再犯相同的錯誤。禹改變了父親以堤壩擋水的做法，用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方式把洪水引入大海。他終日於泥水之中指揮部署，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把黃河中遊那座名為龍門的大山劈開，令河水暢通無阻。別人問他為何不回家看看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禹搖頭說，不能安國，何以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