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遠古到封建社會，中國人的思想中“家”與“國”是統一的，這種情緒生於對自然災害的憂患，於國家長治久安和人為動亂中強化。禹的行為，幾乎是最早明確表現家國觀念的。家國意識所衍生的愛國思想，經過上層文人武士階級通過詩詞的一言再言，逐漸有了普通百姓激勵自己愛國的民間打油詩或諺語俗語，就比如“不會有不思念草原的馬匹，不會有不懷念祖國的壯士”。這句淳樸的話語就足以表達普通人對家國的濃厚情感。到了現代，愛國情懷雖然不經常被普通人拿出來大談特談，卻以各種通俗化的形式滲透人們的生活當中，諸如武俠小說一類。
現代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要數金庸先生，在他的筆下，俠客已經不隻是江湖中的過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是成了具備家國意識的“先鋒分子”，其中郭靖是“大成者”。郭靖的名字本就含著對北宋末年“靖康之變”的反思，他曾向楊過闡釋了俠的含義：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而郭靖本人也鎮守襄陽數十年以抵抗蒙古。襄陽失守之後，郭靖悲痛萬分，和他的妻子黃蓉雙雙自盡，與國家同覆亡。郭靖用盡畢生的力量，行使他心目中真正的俠之道，而他也的確做到了。郭靖對俠的定義，其實就是金庸先生對家國情懷的理解——什麼是大俠？為國為民不惜犧牲自我才是真正的俠者。
俠者，來自普通的市井之民，而一個小小的市井之人尚知道在外敵入侵之時心係國家，足可證明家國意識對於一個民族在困境中重新崛起，起到了何等的鼓勵作用。這也表明，中國特有的集體主義精神已經深入大多數平民的內心。
“集體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一種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中間傾向於後者的一種思想，其概念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大多數人把其看為與階級性相對的概念，但它其實是一種道德標準，在任何時期任何社會意識形態下都會產生，與階級無關。孔子的“修己安人”一說，就是儒家文化中最早的“集體主義思潮”。孔子強調“修己以敬”，認為隻有修養好自己的品德，才能嚴肅認真地對待一切事情，更強調“修己以安百姓”，認為隻有修養成高尚的品德，才能使百姓得到安定。人修煉自己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使別人更安定，如此博大胸懷，怎能說它不是一種集體主義的體現？
如果單純把孔子的“修己安人”、大禹治水、武俠人物郭靖鎮守襄陽這樣的思想及行為，看做完全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這種觀點不僅片麵，而且是錯誤的。
古有“家天下”一說，就是帝王把國家當做一家的私產，世代相傳。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集體主義精神帶有封建私有色彩——安天下其實是為了安家而已。今人應該從中吸取的是精神特質而非利益特質，傳承的應是意識而不是形態。古人為了國家的內憂外患、富裕昌盛，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愛國情懷、集體意識，不能把它當做愚忠，而應為我們所敬佩。
中國曆史悠久，不能像美國那樣，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形成自由個人主義。美國人的個人主義雖然傾向於利己主義，但並非等同，美國人一樣也關心周圍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由於美國的曆史短暫，它跟中國這種擁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國家不一樣。美國人更關心身邊能關心的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對於國家和政府的關注少之又少；而中國人從一開始就講家和國的關係，根本就不能把家和國分開。
“兩彈元勳”鄧稼先遠赴美國深造，26歲獲得博士學位。美國友人請求他留在美國，還幫助他聯絡了很好的工作，但他謝絕了友人的邀請和熱情挽留，回到剛剛迎來新生、條件並不優厚的祖國。當時的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民生的力量都非常薄弱，鄧稼先回來之後，便致力於原子彈、氫彈的研究，希望為國家提高軍事實力作出貢獻。當別人問起他帶回了什麼，他笑言：“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
天下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閑。普通人為生活而奔波勞碌，為利益而蠅營狗苟，往來於人世，可終究是在一國之內，背後有一家支撐。遺世而獨立的生活，恐怕再難於現世。如同鄧稼先一樣，不可能每個人都做到為了整個國家的民生社稷而“衣帶漸寬”，也無力在國家麵臨災難之際“為伊消得人憔悴”，隻要在道德層麵上保留傳統精神的精華，對家國給予精神上的愛護和支持，那麼，縱使千山萬水阻隔，也割不斷對家國的情，擾不亂顧家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