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征賦與徭役方麵。州刺史插手參與核實戶口、田畝。光武建武十三年（37年），當時天下上報墾田數目多不真實，又戶口年齡多有增減。十五年（39年），“詔下州郡檢核其事”，均平賦斂。東漢政府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而鑄冶者隻顧賺錢，不願納稅。章和二年（88年）下詔刺史、二千石，令布告天下“入稅縣官如故事”。交？多出珍寶，後漢時前後刺史多無清行。中平元年（184年），激起民變。東漢政府派賈琮為交？刺史。賈琮了解到民變是由於賦斂過重，於是，“蠲複徭役……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靈帝中平元年（184年），因大修宮殿，發太原、河東、豫道林木，而“黃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林文石。”
再次，州刺史插手賑恤與安民事務。“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敕司隸校尉、冀並二州刺史：’民訛言相警，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親躬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永壽二年（154年）六月，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青以助人食。‘”教化和表嘉懿行。《後漢書》卷62《陳紀傳》載陳紀遭父憂而過於悲傷，“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劉敞謙儉好義，將父親留下的金寶財產讓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變易風俗。周舉出任並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曾焚身而死，有龍忌之禁。每當到他死去那月，都以為神靈此時不願見火。因此士庶百姓每到仲冬常一月冷食，不敢點火做飯，老小不堪，每年有很多人因此而死去。“舉既到州，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參與選舉。東漢時刺史在選舉權的行使上，有泛濫的現象。章帝建初元年（76年）三月，下詔批評刺史、守相在鄉舉裏選中，不根據功勞，不明真偽，所舉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其次，在司法方麵。東漢時期，州刺史插手郡縣司法審理的現象已被朝廷視為合法。《後漢書》卷2《顯宗孝明帝紀》載，永平十三年（70年）冬十月，要求“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時有會稽人謝夷吾，做荊州刺史。恰遇孝章帝巡狩，駕幸魯陽，詔令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當時章帝臨西廂南麵，夷吾處東廂，分幃隔中央。“夷吾所決止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和帝時，又下詔曰：“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
東漢時期，對郡縣長吏的監察，仍是刺史的一大職責。根據文獻記載，此一時期刺史對郡縣的糾察更為活躍，尤其是桓靈時期，湧現出一批鐵麵無私的州刺史。
在朝廷上，詔令一再要求司隸校尉與部刺史監察好地方。明帝永平九年（66年）詔：“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理政者，亦以聞。”殤帝延平元年（106年），明敕州刺史如不對那些欺上瞞下的郡國認真監督，“垂頭塞耳，阿私下比……自今以後，將糾其罰”。盡管當時有些部刺史有糾彈不力的表現，但仍有不少刺史勇於糾劾，而彪炳史冊。如左雄，安帝時，舉孝廉，遷任冀州刺史。冀州部多豪族，好請托。左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郅壽，以廉能著稱，而被任為冀州刺史。冀部屬郡曆來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郅壽案察諸王，毫不寬容。甚至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讓都郵搬住到王宮附近，諸封王的動靜失得，即時上奏。“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
到了桓靈時期，外戚幹政，宦官專權，天下洶洶。地方郡縣之位多被宦官與外戚所竊取。這一時期，既是朝政最昏暗時期，又是刺史最激昂的時期。當時冀州盜賊最多，桓帝永興元年（153年），選朱穆為冀州刺史。州有宦官三人為中常侍，在朱穆即將赴任時，投書拜謁朱穆。朱穆憎恨宦官，辭不相見。冀州部縣令長聽說朱穆已渡過黃河，於是，解印綬去職者四十餘人。朱穆到州奏劾諸郡，有因罪自殺的。以威略權宜，悉數捕殺盜賊主帥。舉劾權貴，有的被劾死在獄中。宦官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禮使用？、玉衣。朱穆聽說後下郡案驗，郡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屍出之，而收其家屬”。徐趚，遷荊州刺史，當時董太後外甥張忠為南陽太守，貪贓枉法，臧罪數億。徐趚臨赴任前，董太後遣中常侍告徐趚關照張忠，徐趚回答：“臣身為國，不敢聞命。”董太後大怒，立刻辟用張忠為司隸校尉，進行威脅，而徐趚毫不畏懼。到州之後，舉奏張忠貪贓一億多，使冠軍縣令將贓物登記造冊，上交大司農，然後彰曝其罪。又奏劾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贓汙者，全部案劾其罪，威風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