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輩份，應該是張光年、從維熙、鄧剛；論體魄，正好倒過來。他們三八隨身攜帶的包的大小，正好和他們的個子成正比。每個人在生活裏都有自我調節的能力，生活方能按其內在規律前進。
我們正在等著登上飛往東京的飛機。我們每個人都將在各自神經係統的控製和內分泌的協調中，完成惟有他這一個方能完成的訪日的旅程，同時也就完成了我們這個團的任務。
20世紀80年代，準確地說是1985年4月4日出發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自然是當今這個開放型、多元化、組合式時代裏的一個組合式團體。
維熙樹
廣島車站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聲音。
從維熙的旅行包下帶四個快活的、多嘴的小輪子。維熙拖著旅行包一起步，那四個小輪子便嘰嘰嘎嘎地鬧個不停。這使我們代表團的從副團長大傷腦筋。因為廣島車站上盡管不少人來來往往，可沒有第二個人的旅行包會這麼鬧騰。“你看！”維熙又指著一位拖旅行包的日本公民：“他的輪子也不響，為什麼他們的輪子都不響？”
或許，這話應該倒過來說，為什麼我的輪子會響？這種眾人不響我獨響的情景，會使人產生異樣感、孤獨感、格格不入感乃至哭笑不得感。我伴隨著輪子的音響效果大笑了起來。因為我發現我們的副團長以他一貫的執著精神非常敏感地注意日本旅行包的輪子。那些輪子竟然都不吭一聲，光是累他那四個小輪子——嘰嘰嘎嘎，嘰嘰嘎嘎，中國作家從維熙到日本啦！
輪子欺負他，數字更是欺負他。日期、日元、房間號碼等等，任何事物一旦沾上數字，他就糊塗了。日本朋友的名字裏也常有數字，那他就非把這個名字念錯了、念倒了不行。這大概是一種數字並發症。偏偏他那名字的日本讀音正好和漢語“九一七”這三個數字的讀音相仿。愈是怕數字，數字還愈是纏他。我們不無同情地稱他“九一七先生”。他倒也隨遇而安：還好，隻要別是“九一三”、“九一八”就行了。
也許，一個大的聰明，必定伴隨著一個大的欠缺。維熙的形象記憶能力很強而數字記憶能力很差；感性的事物曆曆在目而枯燥的名字過目就忘。我們排著隊登上去日本的飛機時，他看著前麵一個小青年的後影對我說：“他是那個體操運動員，奧運會得獎的那個……那個……”當然，一到名字那兒，他就卡住了。我從背影可認不出那青年是誰，隻好很不禮貌地繞到前麵專程去看他一眼，啊，是樓雲。“對，樓雲！”維熙點著頭。說真的，當時樓雲穿著黑布鞋和普通的衣衫，從背影就能一眼認出他是體壇佼佼者的，隻有那種犧牲了數字記憶甚至名字記憶而換得超高度的形象記憶的人。譬如從維熙。
我們從東京返回北京的飛機中途停在上海。從上海再度起飛時，大約是晚上八點了。我們都已困乏不堪，此時的智商大約都下降到最低點了。從上海又上來一些乘客。“她是誰？她叫什麼？”維熙是指剛上來的一位穿著樸素、梳著老幹部似的發式的女性。他說他頭兩年看的一個話劇裏她演了一個角色。“那個戲叫……她叫……”
戲名和演員的名字又給他設了兩道關卡。話劇演員比起電影演員是和觀眾保持距離感的，臉上又化妝得使陌生人不易認出廬山真麵目。他卻偏能一眼就認出她來，而且是在智商大減的情況下。也許旁人會以為他在胡說。但我知道他說的很對。因為這位女演員我是認識的。
這種形象記憶的特異功能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自是得天獨厚。不過從維熙在日本，更需要的是對名字的記憶。有一次團長張光年過累了，留在旅館休息。我們幾個前往奈良的藥師寺去看安田夫人。團長不能前往，維熙就非常明確地意識到副團長的責任感了。“她叫安田什麼？安田順惠，安田順惠……”他在小轎車裏心無旁顧地進行對這個名字的反複記憶和強化記憶。有這麼一位副團長在場，我們自然圓滿而愉快地完成了這次訪問。
晚上安田夫人請我們在一家日式餐館吃飯。我們四人中，翻譯陳喜儒像個中、日兩棲人似的，中國飯、日本飯他一樣吃。維熙、鄧剛和我都吃不慣日本飯。事實上我幾乎隻吃了一道炸蝦。另外，用我的一碗米飯、一碟鹹菜和鄧剛進行了一次不等價的交換——換得了他那份蝦。當然，這筆交易也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進行的——鄧剛不吃蝦。鄧剛和我夠得上最佳男、女配角，既能為主角從維熙幫腔，也能吃飽飯。“維熙，你為什麼不吃蝦？”在回來的車上我問。因為在日本飯中他愛吃的也幾乎就是炸蝦。“哦？有炸蝦？”他有點愣愣的，大概還沒有從他這個主角的規定情境中跳出來：“我根本就沒有看見蝦！我光看著安田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