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的東西，他所求不多，所知不多。在箱根到京都的大車上。他要去洗手。我給他一張上海的香皂紙。我每次去外省采訪都帶上這種紙，旅途上用極方便。這早已是我的日常生活用品了。但這對光年同誌卻是新生事物。“啊——”他讚歎著，“這倒很好。”
啊——我心裏感歎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得到的實在太少！而且也不要求得到什麼。鬆山市的農民送給我們像一個抽屜似的一大盒草莓。這天下午我們正給一些日本友人寫鬥方，團長要寫好多張，也就是說要構思不少詩句。維熙、鄧剛和我每人隻需寫一張。我和鄧剛早早寫完了就開始說話。我們沒有想到我們的說笑對團長緊張的腦細胞活動是一種幹擾波。團長苦惱得忍無可忍了：“祖芬話太多！”維熙半是同情半是惡作劇地衝我笑。我一下用手把嘴捂了起來。不過，這麼幹坐著總不是事兒。任何一個事物的存在總有它的必要性，總要發揮它的功能。譬如嘴，既然不讓說話，那麼不妨用它來吃草莓吧。陳喜儒不饞嘴，吃幾十就不吃了。從維熙怕酸，對草莓是敬而遠之。光年同誌重腦力勞動輕物質享受。我和鄧剛是不相上下、勢均力敵的水果大王。我們安安靜靜地、有條不紊地、斯斯文文地把全體草莓都搬遷到各自的腹中。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大約兩天後，團長說他房裏還有些水果，讓我們都去吃——日本朋友送水果的話，是每人都有的。不過我們總是為團長“拔刀相助”，幫助消滅他房裏的水果。這次他房裏其實已經沒有水果了。“不是還有一大盒草莓嗎？”他一本正經地說。
我們大笑了起來。真對不起，團長，你不讓我們說話，我們隻好吃草莓“以示抗議”。
人都是由各種矛盾的方麵組成的多麵體。對某一方麵的輕視必然會有對另一方麵的重視。光年同誌盡管常常一日幾次地以團長身份講話，累得不能不放棄一些遊覽，但他有時間就在那兒記他的感受，寫他的詩。據我所知的詩已有八首。他是我們這個作家代表團惟一的在日本還行使作家功能的人。雖然他身體最弱，雖然他已有多麼高的聲譽！在去廣島的火車上，有兩個台灣人看見行李上係著的牌中，有張光年的名字。他們驚訝地叫起來：“張光年！張光年！”當時這位張光年正在餐廳用餐，沒有看到他的這兩個崇拜者。不過類似這種事也不會在他的視力範圍裏，不求虛名才有盛名。
要回國了。臨行時光年同誌遞給我幾張小紙片。這是旅館裏放在電話機旁讓旅客打電話時隨便記點什麼的。我就用這種紙片隨時記點感受。團長知道我對這種紙片的需求——即使上了飛機也可能繼續記點什麼。所以這種不起眼的小紙片也在團長的視力範圍內了。
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團長，大大放棄了物質的“勢力範圍”，而大大擴展了責任的視力範圍。怪不得，他連草莓都看不住。“第三副團長。”
“你一個女孩子怎麼可以上街？”鄧剛一聲怒吼，雖然我出生的時候他還沒影兒呢，“我不同意你出去！現在我是第三副團長！盡管我也隻有一張選票。”
這就是鄧剛。
“愈是過早對我下結論的，愈會發現自己判斷錯了。”鄧剛說。
鄧剛，曾經是以大海為家的海碰子，現在是中國作家群裏的超級大個子，寫魚起家。4月6日我們在東京的觀櫻勝地千鳥淵賞櫻看魚——岸上是連綿不斷、如雲似霧的櫻花，河裏是金色的、耀眼的鯉魚。我們慢悠悠地走著。心裏像櫻花一樣燦爛，思緒像魚兒一樣悠然。“這些魚，”鄧剛粗聲大氣地說，“我一個人用兩小時就全打完！”
真好似魔鬼走進了天鵝湖。
“破壞詩意！”光年同誌笑道，“你真是個霸權主義！”
“真的！”鄧剛認真起來，“你看這種魚，我甩魚搶一紮，血就出來了！”
“唉，”光年說，“欺負老實魚！”
“這種魚我一槍能打兩條！”鄧剛還不罷休。
我們所到之處，隻要有魚，鄧剛必定要站下來觀看，而且還要呼喚我們一起看魚。“你看，”鄧剛指著京都金閣寺的魚，“這種鯉魚光是好看，肉質不好，不如鰱魚好吃。”
“你看這種紅頭魚！”鄧剛指著鬆山魚場裏的魚，“我吃過這種紅頭魚，所以我臉紅。”
怎麼他觀魚的同時不是想到如何打漁便是想到如何吃魚？
難怪從維熙封鄧剛為魚類的大敵。
9日下午在奈良，維熙對我說，讓鄧剛看魚去，我們別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