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輝煌而悲壯的曆程
謝冕
百年中國文學這樣一個題目給了我們宏闊的視野。它引導我們站在本世紀的蒼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個世紀末中國天空濃重的煙雲，反思中國社會百年來的危機與動蕩給予文學深刻的影響。它使我們經受著百年輝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個苦難曆程的悲壯。中國百年文學是中國百年社會最親密的兒子，文學就誕生在社會的深重苦難之中。
近、現代的中國大地被它人民的血淚所浸泡。這血淚鑄成的第一個精神產品便是文學。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簡練的詩句傳達了中國作家對於他的親愛土地的這種感受：假如我是一隻鳥我也應該用嘶吸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湧著我們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林間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後我死了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麵
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漸項的喉嚨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憤的河流和激怒的風，以及在溫柔的黎明中的死去，這詩中充盈著淚水和死亡。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國文學最突出、最鮮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寫下這些文字的時間，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這一年5月，出生在台灣苗栗縣的詩人丘逢甲寫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詩，題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詩中所說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敗的次年。此年簽訂了《馬關條約》，正是同胞離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中國的近、現代就充斥著這樣的悲哀，文學就不斷地描寫和傳達這樣的悲哀。這就是中國百年來文學發展的大背景。所以，我願據此推斷，憂患是它永久的主題，悲涼是它基本的情調。
它不僅是文學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學創作的原動力。由此出發的文學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堅定的觀念和價值觀。近代以來接連不斷的內憂外患，使中國有良知的詩人、作家都願以此為自己創作的基點。不論是救亡#是啟蒙，文學在中國作家的心目中從來都是“有用”，文學有它沉重的負載。原本要讓人輕鬆和休息的文學，因為這責無旁貸和義無反顧的超常的負擔而變得沉重起來。
中國百年文學，或者說，中國百年文學的主流，便是這種既拒絕遊戲又放逐抒情的文學。我在這裏要說明的是中國有了這樣的文學，中國的怒吼的聲音、哀痛的心情，於是得到了盡情的表達，這是中國百年的大幸。這是一種沉重和嚴肅的文學，魯迅對自己的創作作過類似的評價。他說他的《藥》“分明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說他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製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裏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說他的小說“近於左拉”，魯迅分辯說：“那是不確的，我的作品比較嚴肅，不及他的快活。”
從梁啟超講“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起，到魯迅講他“為什麼要寫小說”旨在“啟蒙”和“改良這人生”止，中國文學就這樣自覺地拒絕了休息和愉悅。沉重的文學在沉重的現實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國正統的文學觀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寬泛性，而漸趨於單調和專執。文學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斷把他關心的目標和興趣集中於一處。這種“集中於一處”，導致最終把文學的價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確和非正確、健康或消極等非此即彼的區分。被認為正確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嘉許和支持，自然地生發出嚴重的排他性。中國文學就這樣在文學與非文學、純文學與泛文學、文學的教化作用與更廣泛的審美愉悅之間處境尷尬，更由此引發了無窮無盡的紛爭。中國文學一開始就在釀造著一壇苦酒。於是，上述我們稱之為的中國文學的大幸，就逐漸地演化為中國文學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