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以來危亡時勢造出的中國文學，百年來一直是作為療救社會的“藥”而被不斷地尋覓著和探索著。梁啟超的文學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緊緊相連的，他從群治的切入點進入文學的價值判斷，是充分估計到了小說在強國新民方麵的作用的。文學鍥入人生、社會，希望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門焚煙的餘燼，那是1860年火燒圓明園的殘焰，那是1894年黃海海戰北洋艦隊沉船前最後一道光痕……誕生在這樣大背景下的文學，旨在撲滅這種光的漫延，的確是一種大痛苦和大悲壯。但當這一切走向極端，這一切若是以犧牲文學本身的特性為代價，那就會釀成文學的悲劇。中國近、現代曆史並不缺乏這樣悲劇的例子，這些悲劇的演出雖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軌跡可尋，大體而言，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麵：
一、尊群體而斥個性；
二、重功利而輕審美；
三、揚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經濟的開放影響到觀念的開放，它極大地激活了文學創作。曆史悲劇造成的文學割裂的局.麵於是結束，兩岸三邊開始了互動式的殊途同歸的整合。應該說，除去意識形態的差異不談，中國文學因曆史造成的陌生、距離和誤解正在縮小。差別性減小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國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學，如今站在了同一個環境中來。商業社會的衝擊，視聽藝術的衝擊，這些衝擊在中國的各個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場經濟和商品化社會使原來被壓抑的欲望表麵化了。文學藝術的社會價值重新受到懷疑。文學創作的神聖感甚至被褻瀆，人們以幾乎不加節製的態度，把文學當做遊戲和娛樂。
擺脫了沉重負荷的文學，一下子變得輕飄飄的，它的狂歡縱情的姿態，表現了一種對於記憶的遺忘。上一個世紀末的焦慮沒有了，上一個世紀末那種對於文學的期待，也淡遠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關懷的時節，倡導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貧乏的年代，呼籲並召喚理想的回歸；這些努力幾乎無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製。這使人不能不對當前的文化趨勢產生新的疑慮。
在百年即將過去的時候，我們猛然回望：一方麵，為文學擺脫太過具體的世情的羈絆重獲自身而慶幸；一方麵，為文學的對曆史的遺忘和對現實的不再承諾而感到嚴重的缺失。我們曾經自覺地讓文學壓上重負，我們也曾因這種重負而蒙受苦厄。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為文學的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悅。但這種無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學，又使我們感到了某種匱乏。這就是這個世紀末我們深切感知的新的兩難處境。
我們說不清楚，我們隻是聽到了來自內心的不寧。我們有新的失落，我們於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喚。在這個世紀的蒼茫暮色中，在這個莊嚴肅穆的時刻，難道我們是 企冀著文學再度聽從權力或金錢對它的驅使而漂流麼？顯然不是。我們隻是希望文學不可耽於眼前的歡愉而忘卻百年的憂患，隻是希望文學在它浩渺的空間飛行時不要忘卻腳下深厚而沉重的黃土層一一那是我們永遠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