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昆明湖石舫
玉瀾堂風情
1898年9、10月之交，從大漠吹來的黃風，似乎提早襲擊這座悲哀的京城。從西直門一直延伸到頤和園的禦道兩旁的槐柳開始枯凋，有一些敏感的金黃的葉片開始飄落。昆明湖的水也失去了往日的漣漪，哀愁的鬱積使它變得濃稠起來。湖裏的荷葉在夜霜的威脅下窸窣著，更加渲染了蕭瑟的氛圍。
此刻昆明湖的水在默默地敲打著玉瀾堂湖濱的提岸，寂寞而淒迷，似乎在傾訴著曆史的滄桑。玉瀾堂始建於乾隆十五年（1750），是一座很獨特的四通八達的穿堂殿。這座宮殿原為乾隆皇帝的辦事殿，毀於1860年。光緒十二年（1886）重建，是光緒在園內的賽宮。玉瀾堂有東、兩兩個配殿，東為霞芬室，階前有對聯：“障殿簾垂花外雨，埽廊帚借竹梢風”；西為藕香榭，也有對聯：“玉瑟瑤琴倚天半，金鍾大鏞和雲門”。玉瀾堂院內有兩棵西府海棠，兩棵虎皮鬆，是個清幽的所在。正房兩邊也懸掛著一副對聯：“清香細褢蓮須雨，曉色輕圍竹嶺煙”。這些詩意的文字雖然多係陳套，但大抵是對於這個建築群周圍環境的描繪一荷香竹影是對它的近山傍湖的優越地位而言。站在玉瀾堂的垂花門下，近處的知春亭水光瀲灩，遠處的十七孔橋如虹倚天邊，的確是風景形勝之地。
可是，現在這裏卻成為了囚禁它的主人的監獄！如今，皇帝如同往常那樣從城裏來到這裏，可是，他隻是一個被“訓政”的失去了權力和自由的傀儡。而提線操縱他的行動的，則是把他趕下太和殿禦座的他的姨母―這個女人聲稱她對權力不感興趣，卻以維護祖宗基業的堂皇理由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帝的權力。皇帝依然“擁有”這座清幽的院落。可是宮殿的後簷和東、西配殿原先敞開的通道均被巨磚封砌，從而堵死了能夠自由通往外界的通道。即使是他的妻子隆裕皇後居住的宜芸館，與此僅一牆之隔旦有門相通，也無例外地予以堵死。失去了行動自由的皇帝，如今擁有兩個居所，一處是瀛台的涵元殿，一處則是頤和園的玉瀾堂。這是他被逐下帝位後的兩座囚籠，直至他生命的終結。
一艘走不動的船
這座昆明湖，曾在這裏“訓練”過大清帝國的“海軍”。那不過是那位握有權柄的女人，挪用修建海軍的款項用以重修頤和園的遮人耳目的舉動，實際上，它所“訓練”的海軍不過是湖上供她玩賞的遊船而已。這些舟船隨著曆史風煙的消失，也化作了往日的風景，倒是在長廊的盡頭留下了一隻石頭的船一清晏舫。本世紀50年代初，一位土耳其詩人來到頤和園，以這艘船為題寫下一首短詩，其中有句雲：
中國所有的船都充滿了風，隻有它感到孤淒一一它走不動！這位詩人懷著對當日中國的美好情感寫下這詩句。他是從新舊對比的角度進入這首詩的構思的。要是換一個視角，從上個世紀末的甲午沉船事件來進人，那就會有更大的悲劇意味：即中國所有的戰船都已沉沒，隻有它形單影隻，它感到孤獨。1898年，那時世界的“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焚毀近40年，早成了一片廢墟，人們隻能從它殘有的水形山貌來辨識當年的繁華。當一切都變得死寂的時侯，在這座帝都的西郊，隻有昆明湖的水，在午夜拍打著清晏舫的船舷，隻有它受著無限的痛苦記憶的折磨。
在兩個世紀之交的中國，船是一個象征。文學作品中出現的船，當數劉鶚《老殘遊記》所寫，寓意最為鮮明。這部成書於本世紀初的長篇小說，它所記述的則是上個世紀末晚清社會生活的感受。它在笫一回：“土不製水曆年成患，風能鼓浪到處可危”，就以夢境的方式再現風浪中的危船來警示當日中國：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巳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管，隻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隻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幹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開始是破船，早已千瘡百孔，而那些各色各樣的人，還在殘害船上的乘客，蠱惑人心，搜刮錢財，而不顧整艘船的安危。他活活畫出了危機四伏的中國的窘態。
過渡時代：棄舊迎新的宣言
與劉鶚的悲觀激憤對比，梁啟超筆下的那艘中國船，則頗為昂揚而有生氣。不同的是，梁啟超寫的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篇政論文。1901年，他在流亡生活中寫《過渡時代論》，該文刊於《清議報》第八十二期。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告別舊世紀、迎接新世紀的宣言書。他在經曆了戊戌動亂的三個年頭之後，棄舊圖新，感受到了新的世紀所給予中國的機緣。認為當日之中國是過渡時代的中國。所謂“過渡”在他的概念中即改革進化的意思。取廣義而言，他認為”人世間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群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取狹義而言，認為“一群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為過渡相；各波具足體，是為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之現象顯焉；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他據此判斷說：“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靜極而動，沉寂之後是喧騰，這是梁啟超世界演進的觀念。經曆了大挫折之後，他不是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以更為樂觀奮發的精神立足現時，眺望未來。他認為過渡時代是“人世間所遇而最可貴”的，之所以可貴，在於它給人以希望：“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裏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十折以朝東，大風泱泱，前途堂堂……”
梁啟超分析，在20世紀初葉，世界上最可以有為之國，一是俄國，一是中國。用今日的概念來表達，這兩個國家都是長期的封建體製，當日都處於發展過渡的狀態中，因為落後，所以亟須前進；而要前進，必須有改革，這就是過渡形態的原動力。就中國而言——
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嚐知過渡之為何狀也。雖然，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擊，為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使，於是窮古以來，袓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營慘淡，跋涉辛苦，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
這位跨世紀的人物也把當日中國譬喻為船，然而不是劉鶚小說中那樣的大船，而是“駕一扁舟‘而’放於中流”的不大的船。梁啟超隻是用船的離岸形容中國提早了100年的預告。
這文章和他的其他文章一樣，有虛華而鋪張的缺陷，他是憑著那一股熱情來寫作的，在他的華麗的鋪排中，我們感到了某種不夠實在的空泛，而他的激情卻火焰般燃燒。梁啟超當然不會想象到在他之後的中國百年，依然是戰亂頻繁，外患不止，內亂也不止，至於社會動蕩和民眾受到的災難，可謂是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他所預言的過渡時代的這隻中國船，依然在風雨飄搖之中處於“兩岸不到頭”的境地。
梁啟超的預告是超前的，這是提早了100年的宣言書。中國人以100年為代價，隻是部分地實踐了他的理想，而需要把更多的目標，放在更遠的未來100年。
中國的世紀末風景
近代史的一塊碑石
19世紀隻剩下最後的兩年。這個世紀末在中國的大地和海域發生過許多悲劇，為著結束這些悲劇，中國人，從皇帝到大臣，從士人到平民，似乎都趕著要在世紀日落之前，做一些改變中國命運的事情。被稱為災難的1898年，就這樣在中國人的焦躁和急切的期待中悄然降臨。
戊戌年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一塊碑石一可能是紀念碑，也可能是墓碑。它記述著中國的憂患，中國的抗爭，中國的失敗，當然，最真實也最永久的卻是中國的記憶。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應是傳統的中國年假期中，在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核心的幾位決策人物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大臣在總理事務衙門約康有為晤談。翁同龢在此日的日記中記道：“初三日……傳康有為到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為主，立製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款數條，狂甚。燈後歸，憤甚，憊甚。他們談了很久，從白天談到掌燈時分。在翁的印象中，康有為“狂甚”，大概總指的是他的意氣如虹的思考吧。但為何又“憤甚”、“憊甚”呢？作為帝師的翁同龢因何而憤，為何又感到內心的疲憊呢？對於這位輔佐皇帝的大臣，其處境的艱危和內心的複雜是外人難以猜測的。
被約見的這位三年前發動公車上書的青年人，於1897年的冬月再次來到京城。這時的北京，滿城是迷天的風沙，護城河的凍冰之上也鋪滿了黃蒙蒙的一片。景山的鬆桕在寒風中蕭瑟，周圍是―片悲哀無淚的慘烈氣氛。他這次來京是由於危急形勢的召喚：這年12月15日，德國艦隊侵人旅順灣，占領旅順、大連。康“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這就是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五書》。在以往的三年中，他對自己的變法主張又有了更加深人和成熟的思考。現在由於外患曰深，他急切地希望能夠把心中的藍圖變成現實，以期改變中國瀕於危亡的國運。但他的這次上書受到工部阻攔沒有呈送皇帝。直至第二年的正月方才送達禦覽。梁啟超描述了皇帝閱讀康有為奏折時的情景：
皇上覽之，肅然動容，指篇中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見煤山前事等語，命語軍機大臣曰：“非忠肝義膽，不顧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陳於朕前乎？”歎息者久之。於是皇帝做出指示：“命總署諸臣，自後康有為如有條陳，隨即日呈遞無許阻攔。”即宣取康著《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呈覽。這樣，這位來自廣東的普通舉子，終於有機會接近權力的核心，而且成為播弄戊戌風雲的人物。
早春的激動
1897、1898之交的那個寒冷的冬天很快就結束了。春節過後，禦河裏的冰開始解凍，昆明湖邊的柳絲開始泛綠，從西直門到頤和園的禦道兩旁的槐樹梢頭雖然還是一派蒼勁的靜默，然而戊戌年的春天畢竟已經來到。
變法因為皇帝接近和使用了一批銳意進取的青年知識分子，並聽取了他們的意見，顯然加快了步子。但隨著春天的到來，不僅京城春天流行的疾病開始蔓延，而且謠言也追逐著滋生的蚊蠅而傳遍了這裏官宦的深院和市井胡同。北京的空氣裏流動著一種悄悄的興奮和激動，但那隻是表麵的現象。隨著謠言的傳播，似乎在暗示著某種不安甚至陰謀。舉例說，戊戌四月間有一個定官製和設製度局，並三十二局奏議，命交總署議奏。至四月底，延宕不複。皇帝令“再議”。於是謠諑隨即飛揚起來，說是要裁撤六部九卿，設定“鬼子衙門”，要用鬼子辦事了。又如，五月二十四日旨，“所有天下淫祠盡改為學堂”。此旨一下，馬上又有謠言，說是皇上要人天主教了。並且傳得非常具體，說是要在宮中設立禮拜堂等。這些謠言背後的用心十分陰鷙。
傳得最多的消息是光緒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淋病、腹瀉、遺精、咳嗽，等等。這傳言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都說是傳自內務府太醫院。而事實卻是：“言皇上無時不病重，然皇上日口辦事，召見大小臣，間數日必詣頤和園向西後請安，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西後，豈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總之，謠言是故意製造的，謠言隻是表層，而在謠言的背後，的確深藏著兩派政治勢力決鬥的危機。
1898年的春天，北京城裏雖然不斷地下著改革的詔書，而這些詔書大抵也隻是詔書而已。它們隻是一紙空文，距離實行還有長長的距離。一些衙門，一些決策的大臣，就是把文件壓在案頭，他們不辦。皇帝發肝火也不行，他們顯然是在等待。他們在靜觀政治風雲的流變。
文件多了也沒有用，現實的中國是即使挪動一步也需千鈞之力，何況是改變國運的非凡之舉？擺在這位青年皇帝麵前的難題實在是太多了，那些年輕氣盛而沒有從政經驗的文墨之士，他們對困難重重的中國社會、特別是政壇的微妙曲折畢竟是知之甚少的。這裏單舉一個小小的事例，可見當日的舉步維艱。據《清廷戊戌朝變記》，記載當年七月二十日在皇帝召見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四人，並“賞給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這樣的特權的同時，還有如下一則記載：
又旨，修理京城街道，挑挖溝河。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廳。管理溝渠河道司官，順天府，大、宛兩縣，步軍統領衡門。前三門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謂嚴且備矣。究其實，無一人過問焉，以至任人踐踏，糞土載道，穢汙山積，風即揚塵，雨即泥濘，春夏之交，變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來宴如也。洋人目之為豬圏，外省比之為廁屋。然每年碎修經費，所出不貲，及勒索商民訛詐鋪戶款，又甚钜，奈眾人分肥，無一文到工者。歲修之項，工部分其半，該管又分其半；巡察打掃之費，步軍統領衙門營城司防內外分之，訛詐勒索，工部不與焉。近日有人修奏，上盡悉其詳，及命該管各衡門即行查勘估修，以壯觀瞻，並大清門、正陽門外，菜蔬雞魚攤肆，一概逐令於城根擺設，以示體恤。於是官吏閭民，皆稱不便，官吏慫恿百姓，聯名呈懇體恤。上引這一則資料，列於蘇繼袓著的《清廷戊戌朝變記》的大事記中。其實它是首都溝渠管理的一個具體事項。這樣的事，本不應驚動一朝天子的，但是，居然要在事關國事變革之中特加一道詔旨。這就是說，北京的河道失修，糞便垃圾不能及時處理，雖有各項主管官員乃至一府二縣的主事他們在“管”，但實際上卻無一人過問此事。而過問此事者，卻是日理萬機的皇帝陛下。撥下的經費和向士民募集的錢財，不是投放於修整首都的河道，而是在層層盤剝中，飽了貪官汙吏的私囊。他們無所事事，看著蒼繩滿城飛，堆積如山的糞土發出奇臭，卻照樣心安理得地做他們的官。一旦這事驚動了最高當局，北京的市政問題竟然要皇帝親自過問了，他們又反過來煽動商民“聯名呈懇體恤”阻燒它的實行。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還有一則“皇上麵諭軍機大臣，停止海防捐”的上諭。史載：“樞臣奉諭後，即力陳北洋海軍仰給此項，如一旦停止，淮餉無款可籌；更兼新政創行，諸多用費，請少緩再停。上不允。樞臣再四瀆請，上怒曰：‘一麵裁官，一麵捐官，有此政體否？勿多言！’樞臣不得已，即商於北洋，稟知太後，皆謂皇上任性胡鬧也。”一般的人讀這段記載，很難明白所述的內容。其實所謂“海防捐”，隻要對照康有為如下一段記述，大體便知究竟：
頤和園廣袤十餘裏，鹹豐十年，與圓明、靜宜等園，皆為英人所焚，時西後以遊樂為事，自光緒九年經營海軍，籌款三千萬，所購鐵艦十餘艘，至是令提其款築頤和園，窮極奢麗。而吏役輾轉扣尅，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於是光緒十三年後，不複購鐵艦矣。敗於曰本，實由於是。既提海軍之款，營構園林，即用海軍之人以督大工，若內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軍之差。又慮不足，別於戶部之外，開海軍捐，二三千金得實缺州縣，四五千金得實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實缺道，皆以特旨簡放，吏戶兩部，然其成數既比戶部減數倍，於是趨者雲起，皆不於戶部而於海軍焉。然所謂海軍者，特南海子頤和園之土木而巳，非海上之軍也。（中國新政，名實相反如此。巳未和議成，複停止海軍，外國詫其舉措之奇，而中國人以為美政。蓋停海軍者，停園工也。經割台憂患之後，故有此美政，外國人據其名觀之，宜其相刺謬也。所謂“海防”或“海軍”，指的是以此為由賣官，名義上用賣官的錢來購買兵艦，而實際上卻用來修造園林，而主其事者，又從中得到好處。光緒皇帝的詔停海防捐，顯然是革除弊政的一個行動。這當然損害了一些官僚的利益，更斷了他們的財源。於是他們頑強地阻撓這一命令的實行。了解了這個背景，對上文光緒皇帝“一麵裁官，一麵捐官，有此政體否”的憤怒就不難理解了。
每走一步都是沉重
1898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就是如此模樣，每走一步都是沉重；每走一步，也都是陷阱，真可說是寸步難行！而這還隻是即目可見的事實，至於宮闈深處、大殿陰影裏的竊竊私語，盯梢密報，卻是異常的頻繁和緊張的。光緒皇帝和他周圍的那些勵誌改革的文士們，他們一相情願地炮製各種改革方案，夜以繼日地不斷生產著變政的各項詔書。而這些詔書來到各項主管官員那裏，因為他們深知朝廷內部的矛盾衝突的各種內幕，多半都故意延擱不辦。“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後，凡遇新政詔下，樞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總之，新政多半淪為紙上的文章，那種改革的亢奮，在傳統的因襲勢力的抵消之下，散發過程中僅僅變為一種空洞的意願而失去任何意義。而事實往往是，一個改革詔書下來了，不僅不見任何的實行，卻是各式各樣怪誕離奇的傳聞蚊蠅般蜂起。其中最為惡毒的，莫過於盛傳皇帝要“易衣冠廢禮樂”之說。關於這點，又有一則記載：
戊戍六月，諸守舊大臣以皇上變法，焦慮不已，多有問之榮相者，榮相笑曰：“俟其鬧至剪辮子時，必有辦法，此時何急哉？”
京中謠言四起，謂皇上將改衣冠，有地安門外大估衣店請教於滿大臣某者，早有此說，以便出貨。某曰：“若容皇上鬧去，必至如此，恐其鬧不長耳。”
這些謠聞無異於要置皇帝和維新派於死地。因為慈禧曾有言：“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發不剪，我便不管。”所以關於入洋教，宮中設禮拜堂，易服剪辮等等傳言，不論動機如何，等於製造給慈禧以公開幹預的口實。